京津冀未来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新的经济增长极，所谓新的经济增长极就是在空间范围不太大的地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实施高效管理，并辅之于优惠政策，使其快速聚集经济要素，起到对一个区域的支撑作用。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从战略意义、指导思想、功能定位、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统筹协同发展相关任务等方面描绘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要实现“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存在相当大的难度，需要采取有效对策，才能取得明显进展。
如何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北京大城市病
“规划纲要”列举了北京大城市病的4大特征：一是集聚过多的非首都功能；二是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大气污染严重；三是房价持续高涨，社会管理难度大；四是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尤其是房价，10年时间涨10倍。
“规划纲要”明确了疏解北京市城市功能的目标，即近期到2017年，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进展，中期到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但完成这一目标是比较艰巨的。据说，北京市将目标层层分解，连街道办事处都分到了人口疏解的指标，我想根本问题不是把人搬出去，而是把不应该在北京发展的产业转移出去，把非首都功能疏解出去。产业转移了，功能疏解了，工作岗位少了，人口包括农民工就不会再往北京挤。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首先要解决搬哪些、往哪搬、谁来搬、怎么搬的问题。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愿不愿意搬，二是成本谁来承担，三是愿意去哪个地方，四是哪些地方做好了准备。“规划纲要”提出来“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这是问题的关键，搬出去了不能发展，或机构搬出去了人没有去也达不到疏解的目的。
关于搬哪些。一是把工业企业搬出北京去。北京市的工业增加值仍高达3000多亿元， 3000多亿元工业增加值所耗的水、排放的污染气体，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很多的。二是批发市场、专业市场、物流基地应转移到河北去。三是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比如说大学本科、培训、医疗机构可转移到河北的地级市、县城和北京周边的环境比较优美的小镇。四是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
疏解到哪儿去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规划纲要》里面提出来，一是集中疏解，建议在离北京市不太远的地方规划大型医疗基地、科研基地、行政办公基地。二是分散疏解，在北京的一些机构和企业，凡是可以走出去的或应该疏解的，可以自己选择愿意去的地方。河北省是主要承接地，可以疏解到保定、秦皇岛、廊坊这些地级市，也可以疏解到北京周边的县城，还可以疏解到一些小城镇。河北有关地市县要做好准备，要增强吸引力。河北要加大力度改善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交通要便捷，设施要完善，环境要美好，服务要热情。做好充分准备承接北京的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北京要终止“摊大饼”的过程，10年前，我们提出锁定四环，四环之外要限制发展，某种程度上禁止发展，现在北京的城市边界已过五环，能否锁定五环，五环之外六环之内禁止发展，六环之外除通州之外限制发展，保留更多的绿地和农田。
如何缩小河北省与京津的差距
京津冀3省市经济发展差距过大，既是北京市患上大城市病的原因，也是必然结果。京津两市存在虹吸效应，天津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也不断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具有各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近年来发展迅猛。在“虹吸效应”作用下，要素向两大都市集聚的势头很难扭转，而河北各市均缺乏吸引力，与京津的差距必然越拉越大。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高出河北省一倍多。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47个百分点。
北京、天津综合实力最强，而河北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上存在巨大落差。从工业化进程上看，北京已基本跨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而河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一、二产比重很高，服务业比重很低。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高出河北省一倍多。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
在京津的北部不太远的地方，存在连片的贫困地区，被媒体称为“京津北部贫困带”。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万贫困人口。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2011年9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环首都贫困地区有25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235.9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42.1%。
上述问题形成的原因是体制造成的行政分割、规划缺失及合作机制不健全。应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机遇，通过规划控制，弱化京津两市的虹吸效应，增强两市对河北的辐射力，增强河北各市的吸引力，引导要素向河北各市流动，疏解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消除城市体系断层，才能够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协同发展。
京津冀未来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新的经济增长极，所谓新的经济增长极就是在空间范围不太大的地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实施高效管理，并辅之于优惠政策，使其快速聚集经济要素，起到对一个区域的支撑作用。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之所以发展迅猛，就在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成为“要素流动的洼地、吸引人才的高地、世人瞩目的胜地”，使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对于河北来说，要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成为京津冀区域的新亮点。在河北选择一些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设立新区，通过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聚集，是加快河北省发展的重要举措。
现在河北省已设立了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正定新区、冀南新区。但都是省政府设立的，支持力度不大，效果不十分明显。如能选择一到两家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国家给予强有力支持，必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国务院批复的《关于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国函〔2011〕133号）中明确指出：“以沿海高速和滨海公路为纽带，合理规划建设北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促进人口和产业有序向滨海地区集聚，建成滨海产业和城镇集聚带。”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邯郸依托冀南新区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成为在中原经济区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可以说，这4个新区在国家规划中均榜上有名，只是因为规划没有上报国务院审批，而没能置身国家级新区之列。
如何遏止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一）构建京津冀地区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完善跨界河流交接断面水质目标管理和考核制度，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联合制定跨界河流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规划，联合执法，共享污染源监控信息，联合开展河道综合整治，逐步建立健全信息通报、环境准入、结构调整、企业监管、截流治污、河道整治、生态修复等一体化的跨界河流污染综合防治体系。
（二）构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建立统一的区域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将重点污染城市全部纳入区域大气监控网，制定实施区域空气质量标准，建立煤炭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开展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试点，协同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逐步扩大禁燃区范围。
（三）推进京津冀跨界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鼓励京津冀内部跨界区域打破行政区限制，共同规划，共建共享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泥处置设施，实现管网互联互通。鼓励跨界地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共建生活垃圾处理厂。按照区域共享原则，适当调整位于行政区边界的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规模，合理规划和加快建设污水收集管网，使之辐射周边相临区域。充分发挥核心城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的区域服务功能，全面深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制度，消除危险废物跨行政区域转移障碍。
（四）建立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京津两市政府财政每年应拿出一定数量的资金,并整合京津冀地区目前现有各类补助资金, 建立区域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用于补偿河北省相关区域水资源使用权损失、生态林业用地使用权损失、限制传统行业发展权益损失和高耗水农业发展权益损失、提高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方经济损失等，根据提供的水资源量和提供的生态服务为基础计算生态补偿金额。根据实际情况逐渐提高京津两市对冀北地区在植树造林、水资源输送、“稻改旱”工程等方面的补偿标准，使京津冀地区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常态化、长期化。
(文｜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图片提供｜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