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应探索利用普通、特殊货币增发红利的巨大财源，尝试解决一系列特别棘手的重大社会经济难题，克服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
当前中国应重视利用货币增发红利的巨大财源，在特殊时期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重大社会难题，克服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如妥善安置失业职工确保落后企业退出减少环境污染，防止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引发银行不良债权危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防范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额保障民众存款安全防止发生挤兑银行的恐慌，实行先增长、后偿债的原则逐步化解巨额不良债务。香港特区政府可考虑利用中国银行的货币增发红利，建立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基金，吸收各个阶层民主参与解决引发社会不满的难题，彻底消除美国利用民众不满煽动颜色革命动乱的威胁。
国内外掀起反思全球央行货币政策的浪潮
2016年6月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新增非农仅3.8万人，远不及预期的16万，创下了近六年来最差水平。尽管如此，美国各类金融资产价格依然在不断上涨。美国银行的公司债分析师米切尔表示，这是美联储滥发货币放水制造出的“乐园”，使得经济基本面根本无法再解释市场行情。
值得指出，华尔街大银行一直鼓吹虚假复苏帮助美联储抬轿子，这样它们才能在经济疲软时高价兜售各种虚拟资产，现在公开承认资产上涨是美联储放水制造的“乐园”，表明资本市场行情与基本面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脱节，继续对此视而不见就会严重损害美国银行的信誉，暴露出华尔街大银行“买假药”的惯用手法。
美国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与今年年初相比，在21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有16个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或勉强持平，比例高达76%，但与宏观指标大面积衰退的情况不相符的是，股市、债券的价格反而有所上涨，企业盈利与资金状况虽然每况愈下，标准普尔500股指依然呈高涨之态，证实了笔者多年来关于美国虚假复苏和股市泡沫的分析判断。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意味着需要对货币刺激政策效果不佳进行深入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怀特说，回过头来看，中央银行不应该如此救市，结果债务泡沫膨胀过度，这是一剂终将导致社会混乱的灾难性药方，明确指出当前全球各国债务堆积成山的问题，根源在于美联储误导各国推行的错误货币政策，提醒各国不应屈服美联储施压推行货币强刺激政策，滥发货币刺激资产泡沫并开放资本市场，放任国际资本涌入进行“剪羊毛”掠夺财富，这种做法必然会酿成更大危机和社会灾难。
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虚拟泡沫打着稳定经济的名义，这种刺激更大新泡沫挽救旧泡沫破灭的办法是饮鸩止渴。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究竟效果如何？美国媒体普遍用“涓滴效应”来形容刺激实体经济的微弱效果，但是，刺激虚拟资产泡沫却会从实体经济中吸走大量资源，就像月球引发的“潮汐效应”远远超过“涓滴效应”。
货币发行红利巨大财源事关民众福祉
值得关注的是，既然明知这是迟早带来灾难的烂事，各国央行还比赛着去做绝非偶然，美国联邦审计署的调查报告显示，美联储曾向各国央行秘密注资三万多亿美元。美联储不是全球的公共金融机构，而是华尔街私人银行持股并控制的金融机构，向各国央行秘密注入巨资绝不会不索取报偿。美联储巨资诱迫各国央行滥发货币刺激各种资产泡沫，必须给国际资本带来丰厚的投机暴利才能获得华尔街首肯。美国竭力施压各国开放资本账户管制敞开跨国流动大门，就是为确保美国能够从各国央行刺激资产泡沫中获益，确保操纵各国央行协调货币政策变成金融战争的强大武器，确保美国通过金融战争轻松掠夺走各国的财富和货币发行红利。
美联储向华尔街秘密注资二十多万亿美元，但是，国会却要削减总预算仅为数百亿美元的食品救济计划，这项救济计划关系到美国1/7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此吝啬已经到了克扣饥饿儿童食物的锱铢必较程度，显示出发动金融战争的超级富豪的无止境贪婪和冷酷无情。华尔街操控美联储目的是掠夺巨大的货币增发红利，曾操纵美联储多次利用货币增发红利向华尔街提供救市巨资，帮助华尔街大银行挽回金融赌场的损失或兑现巨额筹码。美联储向各国央行秘密注入巨资绝非慷慨大方，而是为开辟残酷无情掠夺各国财富的金融战争屠杀战场，表明华尔街不仅贪婪觊觎各国社会财富还有货币增发红利，美联储诱迫各国央行滥发货币放水刺激资产泡沫，就是为帮助华尔街大财团轻松炒作泡沫获取投机暴利，发动金融战争掠夺各国社会财富和货币增发红利巨资。
历史上，美国许多著名政治家、总统、科学家，都曾经积极主张货币增发红利应归公众所有，包括美国前总统林肯、杰克逊、富兰克林，著名发明家爱迪生，著名企业家福特，纽约前市长海兰，等等。富兰克林曾利用货币发行支持地方政府财政，在不征收税收情况下保持了良好的财政经济状况。林肯曾拒绝国际银行提出的20%高利贷苛刻条件，让财政部发行货币支持南北战争赢得了胜利，后来美国财政部评估这次货币改革带来了巨大效益，节省的财政本息支出超过当年货币发行额的10倍。但是，随着20世纪金融资本逐步取得了美国的统治地位，关于货币发行权的争论逐步被财团控制的主流媒体封杀了，因此，人们遗忘了历史并忽略了货币发行改革的巨大好处。
整个南北战争期间，林肯政府的新货币机制运行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他认真地考虑要把这种货币发行长期化和法制化，而这一点深深地刺痛了国际金融寡头的根本利益。当年英国银行家在《伦敦时报》立即发表声明：如果源于美国的这种令人厌恶的新的财政政策（林肯绿币）得以永久化，那么政府就可以没有成本地发行自己的货币。它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并且不再欠债，它将获得所有必要的货币来发展商业，它将变成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世界上的优秀人才和所有的财富将涌向北美。这个国家必须被摧毁，否则它将摧毁世界上每一个君主制国家。美国历史学家指出，当年美国民选总统与华尔街围绕着货币发行权的斗争，导致美国历届总统遭到暗杀带来的伤亡率，比美军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部队的平均伤亡率还要高。
历史上，华尔街大财团曾多次暗杀违反自己利益的美国总统，花费巨资扶植符合自己利益的政客上台执政。当前华尔街大财团更是牢牢控制着政府核心部门，美国多届财政部长如鲁宾、保尔森等都来自高盛，美联储1/4的地区理事控制在高盛手中。英国现任央行行长卡尼是美国籍的高盛前高管，欧洲央行行长、希腊财政金融高管也来自高盛。巴西罗塞夫总统被停职后代总统宣布的重要任命，是选择华尔街银行的前高管担任巴西央行行长。日本大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维讷揭露美联储收买了日本央行，多次滥发货币刺激泡沫帮助华尔街掠夺剪羊毛，安倍量化宽松刺激股市暴涨帮助华尔街获得了投机暴利。
美国开国元勋制定的宪法强调货币发行的公众性，而不是华尔街篡权后强调的美联储独立性。桑德斯在纽约州的竞选讲演中尖锐指出，“今天美联储受到了被监管的银行家绑架，这种状况无法容忍。我相信，听到摩根银行的总裁担任了美联储纽约分行的理事，而且向自己的银行提供了3000亿美元的救市巨资，对此美国人民一定会感到惊讶不已，这种行为完全违反了回避利益冲突原则”，“我们还将对美联储进行改革，促使其成为民主管理的监管机构，听取普通美国民众的意见，而不仅仅听命于华尔街的亿万富翁。我担任总统之后，将不再允许‘黄鼠狼看鸡窝’，不允许大银行的高管担任美联储官员，不允许随意任人唯亲”。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总部大楼
中国应探索恢复“中央财经委员会”模式
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促进商品流通的一般等价物，对应的是全社会创造的商品、服务因而理应属于全民所有，货币发行的规模和流向理应符合全体社会成员利益，货币发行规模超过商品、服务流通需要就会贬值，货币流向不创造价值、财富的投机领域就会降低经济效率。
美国宪法也明确规定货币发行权的公共属性并由国会掌管，但是，1913年华尔街拉拢、收买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却将货币发行权授予了仅在表面上是联邦机构的美联储，实际上控制美联储的大股东都是华尔街的大私人银行。美联储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流向和利率、汇率，甚至提供救市巨资等各种方式向华尔街或明或暗输送利益。
美联储的理事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都是由华尔街私人银行家或其选择的亲信担任，排斥民选的政治家、议员参与货币政策制定，目的通过让“黄鼠狼看鸡窝”来掠夺巨额的货币增发红利。旧中国时代四大家族重点控制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也是为了掠夺巨额的货币发行红利来中饱私囊，造成了商品、金融投机泛滥和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不应效仿美联储的理事会、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度，而应探索恢复建国初期卓有成效的“中央财政委员会”模式，由党中央直接掌握货币发行红利的巨大财源，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难题，鼓励社会各界参与货币决策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和民众服务，及时获得社会反馈精确地统筹兼顾好增长、物价稳定等平衡，将属于全民所有的货币增发红利巨资充分用于造福民众。
当前美欧再次出现爆发危机风险而各国政府普遍债台高筑，面临着宏观政策弹药短缺无力应对危机的尴尬局面。笔者的新著《金融软战争—当心股票、存款横遭劫掠》首先提出，中国虽然国债比重过高但也应及早探索不增加债务的应对危机办法，转向不会加剧钢铁等产能过剩和雾霾污染的广义社会基础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大规模研发和社会保障事业，而多年来效仿美联储量化宽松导致了社会债务总额比重过高，因此，中国应特别珍惜有效利用属于全体人民的货币增发红利巨额资金，以不增加债务的方式提供给财政无偿用于符合国家政策的项目。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两种货币发行红利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一种是新增国内生产总值支撑的普通货币增发红利，一种是经济危机中大量闲置资源支撑的特殊货币增发红利，专门用于启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领域的过剩产能，提供给急需大量资源的科研开发和社会保障事业，矫正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和通货紧缩形成的资源浪费，加快解决产业升级、环境污染、改善民生等重大社会问题。
当经济金融危机或结构失衡造成大量闲置资源的同时，也必然产生能启动闲置资源的特殊货币增发红利，探索有效利用这种特殊货币增发红利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精确地将危机中闲置物质资源转化为巨大财源，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应对反复发生的经济金融危机冲击。上述两种货币发行红利都有物质支撑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应该无偿提供给财政用于实现重大政策目标和创办各种战略基金。美欧国家中金融大财团操纵央行垄断了货币增发红利，不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和社会保障而用于刺激虚拟泡沫经济，导致政府主权债务危机、社会债务过度膨胀和金融危机频发。
中国必须探索应对美欧危机长期存在和反复爆发的有效办法，必须探索政府无偿利用货币增发红利而不增加债务的办法，否则迟早会像美欧那样因债务过多而难以应对频发的经济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投资持续了多年，但是，2009年第一季度央行天量信贷就超过了四万亿，数年中社会债务总额膨胀四倍高达170多万亿元，刺激楼市、钢铁等商品期货市场行情出现了暴涨，误导了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出现了重复投资过热，比较政府四万亿投资是造成今天困难的更主要因素。
新中国恢复时期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的领导下，曾经成功利用了货币发行红利造福全体人民的优势，取得了远远超过了美欧、日本、韩国、台湾等巨大成就。当年新中国正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军费高达财政支出的1/3以上，陈云领导下通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财政直接利用货币发行红利补充军费和建设投资，在战争时期不仅没有因商品短缺实行计划凭票供应，还实现了空前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民生改善，成功治理了旧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新中国经济恢复时期取得巨大的成就，重要原因是新中国的货币增发红利归人民所有，不像旧中国那样被孔氏、宋氏等四大家族垄断。历史上通货膨胀不仅同战争、偿还巨额债务有关，更重要的是同私人财阀控制货币发行谋取暴利有关。
西欧、日本、台湾在二战后曾长期经济恢复缓慢，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迫使美国大大增加了援助力度并实行社会改良，严格禁止央行、商业银行资金直接、间接流向泡沫，德国、日本等国才从经济恢复缓慢变成高速增长。当年美国像林肯时代的英国一样深知货币发行的重要性，深知货币增发红利归公众所有会缔造前所未有的繁荣国家，被迫慷慨大方地提供了马歇尔计划的巨额援助，被迫压制华尔街财团贪婪实行了加强金融监管等社会改良，被迫在抗美援朝胜利的1953年减免了西德巨额债务，这些违反资本贪婪本性的改良显示了新中国成就带来的巨大压力。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后来放弃了恢复时期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一五”计划时期重工业高速增长但市场供应紧张，原因是计划比较适合重工业的发展而非轻工业、农业，无法继续利用货币发行红利来调动分散市场资源的优势，结果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反而市场紧张需要凭票供应。倘若中国谨慎改革探索计划与市场的适用范围和边界，继续促使计划与市场相互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就能继续利用货币增发红利巨资支持全面高速增长，就能继续享受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就能继续不断改善民生并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是，今天中国也不能因市场改革就盲目效仿美国，放弃货币增发红利归人民所有的独特优势，放任货币增发红利刺激泡沫遭到国际资本的剪羊毛掠夺。
中国探索利用货币增发红利巨大财源是解决重大社会难题关键，原因是新增财税的征收代价高并容易影响企业积极性，特别是经济下行时期容易降低有效需求威胁企业生存，而经济复苏迫切需要大量资金保障民生并促进结构调整。这种艰难时期由新增国内生产总值支持的普通货币发行红利，由经济下行时期闲置资源支持的特殊货币增发红利，这种本应属于全民的巨大财源一旦能无偿用于解决社会难题，就像遇到神兵天降一样能带来造福全民的巨大社会效益。
新中国恢复时期中央、地方政府的征税能力有限，征税过多会影响私营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抗美援朝战争巨额军费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国营企业实行了全面社会保障而缺少社保基金积累，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并需要大量建设资金投入，依靠发行国债利息成本高而民众的购买能力有限。中央财经委员会成功利用了货币增发红利的巨大财源，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危的关键领域，促进了工农业、人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倘若不利用货币增发红利而依靠征税、发国债，就难以克服困难取得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中国应利用货币增发红利解决重大棘手难题
当前中国应探索利用普通、特殊货币增发红利的巨大财源，尝试解决一系列特别棘手的重大社会经济难题，克服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如妥善安置失业职工确保落后企业退出治理环境污染，传统重化工业迅速实施绿色改造解决雾霾等污染难题；防止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引发银行不良债权危机，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防范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额保障民众存款安全防止发生挤兑银行的金融恐慌，实行先增长、后偿债的原则长期挂账确保银行正常放贷，等经济运行平稳后再逐步解决巨额不良债务问题；沈阳机床厂花费10亿研发投入成功培育了新增长点，调动大量闲置资源支撑的数万亿特殊货币增发红利，促使各个行业的科研开发获得强大生力军的增援，培育成千上万个类似新增长点可能彻底改变经济面貌，促使众多衰退的地区、行业、企业顺利走出低谷。中国应重点将货币发行红利无偿用于政策性项目，用作各种专项投资基金和战略投资基金的长期资本金，并在此基础上吸收社会资金和金融机构的低息贷款，防止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因债务过重难以长期健康发展。
中国应重点利用货币增发红利解决国家安全重大威胁，如建立国家安全基金专门对抗美国利诱渗透风险，防止金融、基因、媒体等战略性领域受外资控制，支持华为等战略性企业抵抗美国的攻击、围堵，支持建立指挥、协调金融战争博弈的高层次综合机构，促使公安部调查大股灾的成功经验常态化、组织化，深入收集金融战争博弈的重要信息并研究战略性对策，协调金融、贸易、安全部门共同抵御美国金融攻势。香港的房地产、金融投机畸形发展缺少产业支撑，贫富悬殊引发不满情绪高涨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特区政府可考虑无偿利用中国银行的货币增发红利，建立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改善民生基金，吸收各个阶层的民主参与解决引发社会不满的难题，促使香港转型为新加坡那样充满竞争活力的社会福利模式，彻底摆脱英国遗留的依靠地产投机的殖民地经济残余，彻底消除美国利用民众不满煽动颜色革命动乱的威胁。
（文｜杨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