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扼守亚洲的中心地带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丝绸之路通过阿富汗贯穿亚欧，这将使阿富汗获益良多
2014年5月，时任阿富汗总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到中国上海参加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为中亚、南亚地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为阿富汗和中国深化与亚欧各国间的合作、繁荣经济开辟新的广阔空间。卡尔扎伊还强调说，“我们强烈支持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阿富汗将是未来经济带上的一个中心点，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富汗将获益良多，包括中国和阿富汗在内的整个区域都将获益”。
“凿空”西域与蜀布
的确，阿富汗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占据独特的重要位置，这是由于这个内陆小国的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如果说中亚地区是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通向亚欧地区及整个世界第一站的话，那么阿富汗则是由中亚进入南亚和西亚的十字路口。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于公元前138年成行，经历了13年的艰苦行程，到公元前126年才得以返回长安。此行张骞到了大月氏人征服的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今阿富汗境）。这一次“凿空西域”对东西交通史意义却是空前的，其中也包括在阿富汗首次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在辗转西域十多年的时间里，张骞除了详细考察了这里的山川大势和各民族风土人情，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西域的市场上有“蜀布”出售，经了解得知是由中国西南经印度贩运至此。这引起了张骞的极大兴趣，他十分想搞清楚，除了他走出来的通西域之路，是否还存在同样可以通达西域的“南线”。到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到达大月氏首都蓝氏城（今天阿富汗的瓦齐拉巴德）时，特意分出一支队伍向南，逆向勘察经印度通西南中国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半途而废了。
到了唐代，中国人对阿富汗的了解更加详尽。公元627年，唐代高僧玄奘出玉门关经新疆进入中亚后，先是沿着张骞第一次西行返程的路线，翻越葱岭向南出铁门关，经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进入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再经马扎里沙夫、巴米扬后翻越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进入当时的北印度境的滥波国（阿富汗东北的拉格曼省）和那揭罗喝国（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附近），直至公元628年秋到达至健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这只是中国历史上见诸文献记载的几个主要线索，就像张骞发现的蜀布所蕴含的未知故事一样，又曾有多少无名的探险者和行商，早已凭借各自的胆识和智慧，走出无数条经阿富汗通往南亚的路线。
缓冲区与边缘化
虽然历史上的阿富汗一直处在不同文明区域中间地带的重要位置，但到了近代，列强在中亚、南亚殖民历史的开始，使这个国家遭遇了一个长期被世界边缘化的命运。1747年，阿富汗摆脱莫卧儿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统治获得独立。为了捍卫独立的地位，此后阿富汗的民族精英们与英国殖民者继续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斗争，发生了3次英阿战争（1838〜1842年、1878〜1880年、1919年）。
第一次英阿战争以阿富汗人民的胜利告终，英国方面不得不承认阿富汗独立。1884年，沙皇俄罗斯占领了阿什哈巴德（今土库曼斯坦的首都），标志着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对中亚地区的吞并接近了尾声。而对于英国殖民者而言，阿富汗是从中亚地区（沙俄控制区）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控制住阿富汗是英国殖民当局挡住沙俄继续南进的重要步骤。而此时沙俄当局也在想方设法向阿富汗渗透，最终采取了与波斯结盟制约阿富汗的战略措施。
来自北方的俄罗斯帝国与来自南方的大英帝国（以英属印度为基地）这两支殖民势力针锋相对地在阿富汗相遇、对冲，但这时他们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的势头打压下去，两国都担心对方趁自己在阿富汗力量虚弱时发起攻势，蚕食自己尚不巩固的殖民势力范围。于是，英俄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后达成妥协，于1887年划定了阿富汗西北部与沙俄中亚总督区的分界线——“李奇微线”。1893年又开始划分阿富汗与俄罗斯在帕米尔的分界线，直至1895年双方签署协定，以“杜兰线”把瓦汗地区作为缓冲地带划给阿富汗，借此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今塔吉克斯坦）与英属印度（今巴基斯坦）隔离开。这种不顾当事国人民权力和民族文化分布的人为划分，给后来有关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甚至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属印度境内因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间的矛盾冲突加剧，1947年实行印巴分治。恰恰因为当年划定的“杜兰线”，使得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的普什图族人口被分割两地，而且留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反而比在阿富汗境内的还要多。在列强间的势力范围争夺中，阿富汗被动地充当了缓冲区的角色，本不算恶劣的地理环境，却因地缘政治的关系将阿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