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政体中宗教与世俗两大系统对立共生，使伊朗内外政策既有僵化保守一面，也有灵活务实一面
伊朗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7759.8万(截至2014年7月），位于亚洲西南部，同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邻，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
伊朗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文明源远流长，先后经历了埃兰王国(公元前3000年前至前639年），米底王国（公元前639〜550年，伊朗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雅利安人国家），波斯帝国（公元前550〜330年，世界上第一个洲际帝国），条枝王国（公元前330〜247年，先后由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及其部将塞琉古统治），安息王朝（公元前247〜224年，又称帕提亚帝国），萨珊王朝（224〜651年，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阿拉伯时期（651〜874年，先后出现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齐亚尔王朝、阿拉菲德王朝、白益王朝、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塞尔柱帝国、花拉子模），萨曼王朝（874〜999年），突厥王朝（999〜13世纪初），伊儿汗国（1258〜14世纪中叶），帖木儿帝国（1380〜1405年），黑羊王朝与白羊王朝（1467〜1502年），萨法维王朝（1502〜1722年，首次以什叶派为国教），赞德王朝与阿夫沙尔王朝（1736〜1796年），恺加王朝（1779〜1921年），巴列维王朝（1921〜1979年）。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中东乱局中的“稳定绿洲”
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权更替潮”，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执政数十年的政权被推翻，叙利亚也陷入全面内战。约旦、巴林等国也一度形势危急。相比之下，伊朗的“伊斯兰民主政体”则固若磐石，折射出伊朗政体的独特优势。
伊朗实行“神权统治下的总统内阁制”。从权力结构看，教士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宗教领袖凌驾于一切权力机构之上，享有任免宪法监护委员会、司法总监、军方高官、宣战或停战、委任和罢免总统等重大权力。在政体上，伊朗将伊斯兰与现代民主融为一体：一方面采用普选制和实行三权分立，总统、中央和地方议会都由直选产生；另一方面实行教士治国，总统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必须服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实际是伊朗内政外交重大方针的最后决策者。议会是最高立法机构，但议案必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司法总监是司法系统最高首脑，但其由最高领袖任命。伊朗政体中宗教与世俗两大系统对立共生，使伊朗内外政策既有僵化保守一面，也有灵活务实一面，运行30多年日趋步入成熟稳定。（详见下图）
伊朗政党林立，但很多政党或政党联盟是为选举而组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主要有3大势力：以哈梅内伊和内贾德为代表的保守派，以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和议长拉里贾尼为代表的务实派以及以前总统哈塔米、前总理穆萨维、前议长卡鲁比等为代表的改革派。内贾德2005〜2014年执政期间，在政府要害部门和革命卫队大量安插亲信，使保守派力量日趋壮大。2013年6月温和保守的鲁哈尼当选总统后，伊朗务实改革派力量重趋壮大。总体看，伊朗权力斗争大都是在体制内进行，其相互间权争激烈，但都认可神权政体，在重大问题上立场一致。真正体制外反政府力量可能只有1%〜2%左右。
石油经济艰难前行
伊朗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储量约195亿吨，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储量的12%；天然气储量31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储量的18%。此外，伊朗铜矿储量30亿吨，居世界第三位，矿石平均品位0.8%。其他矿产资源有锌矿（储量5000万吨，居世界第十位）、铬矿（储量1500万吨）、煤炭（储量35亿吨）、铁矿（储量47亿吨），此外还有金、铝、铀、锰、锑、铅、硼和重晶石等资源。伊朗还具备相当工业基础，包括炼油、钢铁、电力、纺织、汽车制造、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建材、地毯、家用电器、化工、冶金、造纸、水泥和制糖等。不过，伊朗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原材料和零配件依赖进口。伊朗农业人口占总人口43%，开心果、核桃、柠檬、桔、柑、猕猴桃、无花果和石榴是主要出口产品，其中藏红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90%以上。
石油出口是伊朗主要经济支柱，石油收入占财政收入的80%以上。经济主要依赖石油决定了伊朗经济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近年来，西方借核问题不断制裁伊朗，尤其2012年美欧禁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制裁伊朗金融业，使伊朗经济深受影响：石油产量降至日均250万〜260万桶/日，为1989年以来最低水平；石油出口从2011年的200万桶/日降至100万桶/日，伊朗由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降至为第四大产油国；伊朗经济GDP增速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12、2013年）。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令伊朗财政状况雪上加霜。2014〜2015财年伊朗年度预算是以每桶100美元为基础，但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至每桶50美元左右。伊朗财政开支日趋紧张。2013年6月上台的鲁哈尼总统力图聚焦经济发展，解除西方制裁，其在2015年1月公开讲话中呼吁，抑制国家对经济干预，尽快结束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孤立”，伊朗不应再把外国投资者视为“威胁”。伊朗经济出现缓解迹象。
西方眼中的“另类国家”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与伊朗关系骤然疏远。伊朗将美国视为“大撒旦”（大魔鬼），美国也转而长期对伊朗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尤其冷战结束后，美国重塑中东秩序野心膨胀，因而将不服管教的伊朗视为眼中钉，从克林顿时期开始，美国先后将伊朗列为“无赖国家”“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暴政前哨”等，对伊朗打压调门日趋提高。尤其2003年曝光的伊核问题，被美国视为打压伊朗的新抓手，并借此将国际社会拢到自己一方，并不断升级对伊朗的制裁和武力恐吓力度。受此影响，西方媒体和公众对伊朗一直印象不佳。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曾对22个国家的调查表明，有18个国家的大多数或者相对多数不喜欢伊朗。德国和法国有超过80％的民众（分别为86％和81％）反对伊朗。英国（58％）、日本（75％）、印度（55％）等多数民众对伊持负面看法。在伊核问题上，在22个国家中的19个，大多数民众反对伊朗核计划。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显示，欧洲和美国的绝大多数人（分别为79％和86％）对伊核计划忧心忡忡，美、德、意最强烈。
在中东地区，由于伊朗是波斯人/什叶派掌权，与阿拉伯/逊尼派掌权的诸多阿拉伯国家格格不入，教派矛盾、地区领导权之争、领土纠纷明显。2011年中东剧变后，伊朗与沙特双雄并起，并在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巴林等国争夺激烈。2015年3月26日沙特出兵干预也门危机，使伊朗与沙特间矛盾公开化。
不过，自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伊核危机进入谈判解决轨道。继2013年11月达成临时协议，2015年4月2日，伊朗与六国达成框架协议，使伊核危机软着陆可能性增大，由此带动伊朗与西方关系略有松动。但由于美伊结构性矛盾甚深，加上国内掣肘，伊朗短期难以被西方国家接纳。
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和中继站
伊朗古代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和交汇点，在沟通东西方贸易过程中，伊朗人起着“中间人”作用。据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被委以重任出使西域的张骞派其副使访问了当时被汉朝称作安息的伊朗，安息王以２万骑兵列队迎候的隆重礼仪接待这位汉朝使者。此后历经东汉至唐朝的不断开拓，形成了从大唐之都长安出发，西出阳关，通过河西走廊，经过伊朗直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
当前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伊朗仍然处在中转站位置，中国任何连接东亚至欧洲的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和通讯网络，都将使伊朗受益，因此伊朗态度较为积极。2014年6月27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十二国智库论坛上，伊朗驻华大使萨法里讲话表示，丝绸之路是一条多样化的经济贸易路线，伊朗为古丝绸之路做出主要贡献，并处在复兴丝绸之路的关键点上，已准备投身建设丝绸之路计划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伊朗《金融论坛报》2014年11月26日发表题为《如何重回丝绸之路》文章，专门讨论伊朗在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机遇和作为。2015年2月15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见王毅外长表示，伊朗愿积极响应中方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与中方拓展基础设施、能源、产能、农业、旅游等领域合作。
当前，伊朗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建项目包括：大型港口、矿山、发电站的建设及相应现代化配套设施；600万套民用住宅建设以及相应的自来水管道及城市排污处理系统的配置；新建高速路1300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铁路3400公里以及更多地铁线路的延伸及海港扩建；14亿欧元的民用水管道改造项目，包括建设900万米地下管道；为850个住宅区连接地下排污系统。伊朗能源副部长马苏里2014年11月表示，中国为伊朗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从250亿美元增加到520亿美元，该国水利、电力、石油和天然气项目都能从中受益。
不少伊朗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与伊朗有许多相似性：历史上友好交往，近代同时遭受西方欺辱，当前共同面临反霸，坚持独立自主任务，因此伊朗将中国视为重要战略、经贸和能源合作伙伴。尤其目前伊朗国际处境孤立，更需要国际朋友，而中国国力日增，能源需求旺盛，因此伊朗将中国视为战略和能源合作对象。近些年伊朗大力推行“向东看”政策，重点就是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
从长期看，中国与伊朗经济合作空间十分巨大。中国现在原油对外依赖度将近60%，其中半数来自中东，而伊朗油气储量在世界名列前茅，是中国理想的合作伙伴。而伊朗作为主要产油国，渴望获得稳定能源消费市场，尤其在页岩气革命冲击下，能源市场日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伊朗十分渴望与中国建立稳定的能源供求关系。目前，伊朗出口石油半数销往中国，伊朗需要中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持。2014年，中伊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520亿美元。相信未来双方经贸还会持续增长。2015年4月3日，伊朗正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意味着双方围绕一带一路合作正向深处发展。
不过，中伊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双方外交理念差异较大。伊朗与西方国家仍处在全面对抗阶段，而中国则奉行全方位外交，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二是高层交访不平衡。伊朗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伊朗历任总统、议长、外长、防长都访问过中国，但中国国家领导却很少回访，显出中方对伊朗重视程度不够。三是西方短期内不可能解除对伊朗全面制裁，中伊深化合作仍面临来自“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即使制裁大幅度松动，中国企业在伊朗将面临激烈竞争，对“中国制造”已经产生“审美疲劳”的伊朗客户，很可能优先选择西方企业和产品。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