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冲突与政治动荡令商贸与投资蒙受风险。如何维护中国境外资产安全？如何营造稳定与和平的政治、安全环境，实现丝绸之路的繁荣共赢？
“商贾塞道，瑰货雾集”，这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曾出现的繁华景象。在唐朝末年安史之乱之后，中国以西以北开始了连年战火，商人们避祸不出，古代丝绸之路的繁华商贸由此逐渐衰落。
近日，缅甸燃起战火，也门爆发冲突，伊朗核谈判跌宕起伏，这些一带一路沿线上重要国家的政治动荡，令商贸与投资活动受阻，也令能源、交通大动脉面临安全隐忧。未来随着更多共建项目的推进，有哪些机制可以保护这些海外资产与财富？一带一路建设在和平的理念下展开，如何在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下收获共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石泽在接受《中国投资》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恰好处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弧上，安全问题首当其冲。因此进一步优化稳定和安全的合作环境，对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整体规划的制定和布局，统筹协调，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合作的政治、法律、安全、人文环境，以保证倡议的顺利实施”。
他表示，优化合作环境首先是要在政治层面上深化双边关系，通过深化各个层面的合作，借助有效的政治和法律手段来保障合作的稳定和长期性，同时要优化人文环境，促进人民之间的了解互信，加固合作的社会基础，营造和平友好的合作氛围。对于涉及地缘政治方面的热点问题、突发事件，则可以通过平台合作、共建安保机制和强化多边安全合作来应对解决。此外，也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化解阻力，管控分歧，寻求合作共赢。
“如果能够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将增进共识，变阻力为动力，得到沿线合作国家的更多支持和合作”，石泽表示。
优化政治环境
《中国投资》：近年来我国一些标志性境外项目受挫搁置，如墨西哥高铁项目、斯里兰卡港口项目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石泽：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多不是因为技术原因，而在于政治方面。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整体规划的制定和布局、国内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关系的统筹协调，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国际合作环境，以保证倡议的顺利实施。
我认为，优化合作环境，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首要就是政治环境的优化。
这包括3个层面的作用，第一，要重视并深化双边关系，使相互间的信任提升到新的高度。要推动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必须构筑良好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同周边很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使我们的利益纽带捆绑在一起。只有政治关系和双方的互信达到了一定高度，我们的合作才能有好的政治基础。需要在国家层面为合作奠定政治保障。
政治互信和国家互信的第二个层面，是体现在改善投资和合作的法律环境方面。企业合作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都需要借助法律文件作为保障，而法律保障则要通过国家层面来建立并实施。也就是要努力与各国政府签署相关协定，使所在国的法律和投资环境进一步有利于合作。
第三个方面，要着眼于民间往来，积极开展人文合作。“国之亲在于民相交”，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于人民之间的交往，只有两国人民、沿线国家的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合作双方才能更好地理解各自的合作意图，合作当中也才能兼顾对方的诉求和经济要求。在民意发展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合作，使所在国的社会经济稳步发展，让民众能够感受到同中国合作所带来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在合作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大型项目，而是应向民生和社会领域倾斜，例如农业、环保、卫生医疗、青年交往等，这些项目都有助于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同。
《中国投资》：总结经验教训，今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我国境外投资的落实？
石泽：对我们来说，从境外投资的教训中可以总结这样一些经验：
首先，必须要在立项之初进行详细的调研。不仅要做好国内的调研，还要对所在国的投资环境、政治环境作透彻的了解，对所在国的发展前景、社会变革准确把握，如对风险和防范措施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不要盲目上项目。
第二，坚持启动项目必须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这样可以使我们减少损失，实践证明这是化解风险的一个办法。
第三，推进和落实项目时，要与所在国高层保持沟通，重视做好媒体工作，使合作伙伴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以往有不少教训。在有些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和沟通，普通民众不理解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引起他们的误解，无形中增加了合作难度。所以要做好当地高层、媒体的沟通与宣传，重视做好民生工程，例如做好当地人员的培训、修建道路、防治疾病等，让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企业的愿望和善意以及合作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实际利益。
最后，相关企业要主动与我国驻外机构即时沟通，寻求保护，同时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共建安全保障机制
《中国投资》：最近一带一路沿线热点频发，不仅对人员安全造成威胁，也令商贸活动和海外投资蒙受风险。而且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我们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资产，例如油气管线、基础设施等，有什么具体的安全机制可以保护这些海外资产？
石泽：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带一路沿线恰恰与地缘政治中的不稳定弧相吻合，这条不稳定弧从北非、西亚、中亚、南亚、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在这条不稳定弧上热点不断。从阿拉伯之春，到北非、叙利亚、伊拉克的动荡以及最近的也门事件、伊斯兰国的冲击、伊朗核问题的前景，还有东南亚海域的冲突；同时，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亚欧大陆国家都受到冲击，市场萎缩，国内存在比较严重的就业压力，社会和发展环境更加严峻；另外如乌克兰事件对地区国家也造成负面影响；同时也要看到，一带一路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出南南合作的特征，沿线伙伴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国内本身也存在很多矛盾，比如权力交接不明朗等问题，所以政局并不安定。
推进经济合作无法绕开安全问题。如何通过双边、多边合作以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来维护地区稳定、管控风险和矛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对维护未来我们境外资产的安全早作防范。这需要几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要在国家层面，通过双边关系推动法律建设，签署相关的具体法律文件，保证这些设施、人员的安全。第二，建立安保机制，甚至可以考虑项目投资各方联合建立安保部队，保护共同利益不受意外损失。比如与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共建的油气管线，应加快谈判进程，尽早与这些国家签署管线的安全保障协议。
事实上，当遭遇突发事件时，如果中国参与的项目受到威胁，在多边合作无法应对时，应当保留动用军事力量的选项，因为美国与欧洲国家都在使用军事手段保护他们的海外资产，这与其他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我们的前提是通过政治途径，通过友好的双边关系、深化人民间的联系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投资》：一带一路建设要利用好现有的国际机构与机制，除此您认为还应该建立哪些新的机制？
石泽：目前，一带一路还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机制和平台来解决整体和全局性问题。这个机制的作用在于，各方可以借助这个平台磋商一带一路的合作目标、合作战略、合作规则，达成共识后，需要各方共同进行落实。一带一路的合作是阶段性的，目前主要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合作，但是在一定阶段后将会出现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超越双边的范畴，例如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和物流通道，需要通过中国、中亚、俄罗斯进入欧洲，涉及到各国的交通运输规则、路费、路标、路宽、质量等，仅仅在双边层面上讨论就显得不足，需要各参与国共同讨论，兼顾各方诉求，制定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规则，再由建立的相关机制来监督执行。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合作架构。最近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上提出，要建设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就隐含着这方面的意义。当然如何构建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平台还有待于在合作进程中探索和创新。
《中国投资》：具体到能源领域的合作，可以有哪些保障措施和机制？
石泽：首先，能源问题本身就不是双边问题，从中国目前的合作来看，与中亚的能源合作已经是多边层面的了，涉及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能源通道的建设未来还可能会延伸到西亚和中东国家。为了保护这些管线，需要建立安全保障机制，首先可以在现有的管线基础上完善已签署的法律协定，突出安保方面的内容，然后还需要相关的专业职能部门建立合作平台，制定多边合作规则，规定各方面的义务和责任，这样才能够使多边合作顺利展开，在出现问题时进行磋商和协调。
其次，能源合作上如何平衡生产方、国境方和消费方的利益，有效开展合作，也需要机制保障。虽然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石油消费国，但是话语权有限，在价格变化上缺乏影响力，这也是因为我们缺失相关的合作平台所致。沿线国家必须要对亚欧大陆上能源合作共同规划，让亚欧大陆上的国家集体来发声，共同确定合作的规则。积极尝试推动在亚欧大陆建立“亚欧能源宪章组织”使其承担地区合作平台的使命。
另外，如何使整个区域内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布局更加平衡，也需要通过搭建平台来共同谋划。目前亚欧大陆的能源布局非常不平衡。如中东、俄罗斯、中亚等生产国，主要以出口原料为主，经济结构单一，今后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可以在这些生产国布局能源加工中心、服务中心，带动这些国家工业水平的提高，使得能源合作的互补性层次更高，使整个亚欧大陆的能源发展均衡化。
第四，能源合作的融资问题。亚欧大陆上的合作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开发能源资源普遍缺乏资金，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建立和运行，金融支持从单一的来自西方国家变得更加多元化，结构更趋合理和均衡。
第五，亚欧大陆的交通走廊和能源走廊是紧密联系的。随着亚欧大陆交通走廊的构建、交通的布局使得亚欧大陆交通运输格局发生转变，从过去海路占60％〜70%的份额向海陆均衡发展转变，这些也都需要合作机制来统筹协调。
重视协调多重关系
《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也常常看到大国博弈的身影，这对于整体合作环境的影响是怎样的？
石泽：优化一带一路的合作环境，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些是本地区的领头羊，如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大国之间无小事，每个大国都有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同沿线国家进行合作，就必须重视处理好大国关系，要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磋商，寻找共同利益。例如，在维护能源通道的安全、维持能源价格稳定、技术设备的合作、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共同利益，存在合作的基础。
当然大国之间也有些矛盾，例如我们与印度存在边界问题，我们与印度都是能源进口国，存在竞争关系，但在竞争的同时也要管控风险，遇到问题及时磋商、沟通，找到妥协办法，既想到自己的利益也要想到对方利益，互信互让，这样才能处理好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中，同俄罗斯的关系更是具有战略性。俄罗斯国内目前还有一些声音，认为俄罗斯同中国的石油合作加深了俄对中国的依赖，但实际上俄罗斯每年给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大约占到俄罗斯出口总量的1/10，根本比不上它对欧洲的出口，却很少听到俄媒体谈论对西方国家的依赖问题。因此需要重视外宣工作。另外中亚地区长期以来被俄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中亚国家已是独立国家，他们愿意同中国合作，这是主权国家的选择。这种合作对整个地区包括俄罗斯都是有好处的，维护该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是大家共同的利益。既要看到潜在的风险，更要看到合作的前景。
还要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美国虽远离亚洲，但其在亚洲的利益无处不在。如何与美合作，是一个涉及一带一路前景的战略性课题。
共建一带一路的机制要关注各国的舒适度，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只要坚持不懈，其效应迟早会出现。例如亚投行的机制，一开始很多国家有质疑，但当他们感受到这个机制是开放的、包容的、自愿的，是舒适的，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问题，所以大家都接受了。
《中国投资》：除了大国关系，您认为还有哪些关系需要处理好？
石泽：要推动与现有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一带一路是跨地区、跨国家、跨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沿线已经建立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区性的合作组织，一类是国际性的金融机构。从东到西的地区性合作组织有东盟、东南亚联盟、阿盟、欧亚联盟、欧盟等，这些组织的职能是推进多边合作，与一带一路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一带一路建设可以通过与这些组织的合作，管控地区热点问题和国家之间的分歧矛盾，形成合力；第二类组织也就是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实际上与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因此，需要处理好与上述国际多边组织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协调配合。
还要发挥好市场、企业的作用。政府应履行自己的职能，但不能大包大揽，要尊重市场规律，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我们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地位和作用逐渐上升的民营企业，推动他们在国际合作中发挥作用，效果一定会很好。同时要注意树立我们企业的良好形象。这可以化解很多问题。
我国企业在境外要注意避免恶性竞争，坚持错位发展，不要都集中在能源、交通上等领域，这只会造成浪费，合作领域可以很多。这就需要政府做好协调规划，规划好前方和后方、国营和民营、各个不同的部委、不同的省区之间的关系。
政府如何更好发挥统筹和协调作用，这是我们一带一路面临的新问题。因为我们历史上还没提出过如此恢宏的计划，如何把国内各个省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工作衔接起来，这个协调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将来的条块分割的界限肯定要打破。前不久成立的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就是在做统筹和协调工作。各个省区也要找好自己的定位，错位发展，做好配套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形成互补和协调发展。
我刚才强调了3点：处理好大国关系、与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发挥好市场、企业的作用，如果我们处理好这些问题，为我们一带一路建设中减少阻力，减少麻烦，得到沿线合作国家更多的支持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