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16日，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莫斯科闭幕。尽管与会各方都表示将共同抵制竞争性货币贬值，并发表了“坚决抵制竞争性货币贬值，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联合公报，但市场关于爆发“货币战”的担忧并没有因此减少。当前世界各国对货币战的担忧主要来自日本。
20世纪90年代，日本就从世界经济的领头羊位置摔落下来，一落就是二十多年。国际投资者对日本的兴趣索然。因此，就经济领域而言，谁当选日本首相，似乎与全世界大多数人无关。但去年末上台的日本安倍新政府，不仅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愈发强硬，在经济领域也不甘寂寞，明目张胆地打起了汇率战的大旗，由此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日元贬值：打开潘多拉之盒
回望历史，在经过两个“失去的10年”后，日本经济增长仍找不到新的动力。2011年实际增长率仅为-0.75%，2012年年初短暂复苏后，从2季度开始增长连续为负。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在没有重大技术革新的情况下，一些研究机构预计，日本2011—202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9%。日本可能再次面临新的“失去的10年”。新任的日本安倍政府认为，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罪魁祸首，至少从政策角度看，是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原因在于，二战之后日本就是依赖出口贸易实现经济增长。如果货币升值，那么对日本企业的影响，进而对于经济的拖累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日本始终处于通货紧缩之中，日本央行长期采取低利率政策都不能解决通缩的问题。但因祸得福，日元却因为经济低迷和低利率保持了较低的水平，日本的贸易增长得以维系。不过，2008年全球危机之后，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尽管日本仍采取低利率政策，但长期的通缩却让日本的实际利率一直为正，日元一下子就成为了收益较高的货币，日元开始不断升值，结果就出现了经济越是低迷、日元越是高企的怪圈，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特有的现象。有鉴于此，日本首相安倍曾说，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印发钞票，支持本国经济和增加出口。如果大家都继续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日元汇率坚挺。因此，他建议日元汇率降至90日元兑换1美元，将通货膨胀目标从1%提升至2%，并提出将从2014年开始实施每月定期购入13万亿日元资产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以此压低日元汇率的主张。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立竿见影，在外汇市场上增加了日元供给，压低了日元汇率。截至今年3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为96，较去年9月贬值了25%。
量化宽松，如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招数。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发达国家相继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截至2012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至2.9万亿美元，是2007年的近3.5倍。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从2007年的1.2万亿欧元扩张到3万亿欧元，增长了150%。相比之下，日本央行扩张不足50%，日本央行拥有较大政策空间。但日本政府的举措根本目的不在于量化宽松本身，而是以促使日元贬值为目标，想把日元贬值看成是促进出口和振兴经济的希望，这就会给人留下以邻为壑的印象。
如上所述，一个主要国际货币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大幅度贬值1/4，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的连锁反应。虽然G20声明并没有对日元大幅贬值予以谴责，但在新的一年，如果日本明确要把本币汇率压低来拉动日本经济的话，后果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新的冲突，日本政府干预汇市的行为已经打开了全球货币战的潘多拉之盒。
货币战重创全球经济
回顾历史，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一次货币战。由于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到1932年，全球贸易比1929年下降了25%，世界工业生产降幅达30%。各国不仅没能实现经济复苏，反而遭受了更加严重的损失。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的形势，我们认为，如果爆发大规模的货币战，全球经济必将遭受重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如果全球货币竞相贬值，那么对于各国来说，最优的选择就是设置贸易和非贸易壁垒，抵御别国商品的倾销，保护本国经济。其结果就是激化国家间的矛盾，引发全球贸易战，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实际上，这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有所抬头。根据IMF预测，2013年世界贸易增长率预计仅为4.5%，大幅低于1980—2011年5.7%的年均增速。
另一方面，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由于各国都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促使货币贬值，因此大规模的货币释放必然会带来全球流动性的泛滥。这不仅会给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带来通胀压力，而且也会推升大宗商品以及其他资产价格上涨，催生新的投资泡沫。如果相关国家为减小相关不良影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如被迫提高利率，那么不仅会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冲击，甚至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障碍。
对中国来说，全球货币战将对人民币汇率和我国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影响。日元等货币贬值也必然会提高日本等国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对我们的相关行业造成冲击。我们应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第一，保持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结构、内需消费等诸多方面都在改革完善中，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应注意保持独立性和稳定性，促进经济实现内生增长。
第二，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防止过度投机和大规模国际资本冲击，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空间，维持汇率稳定。
第三，增强抵御外围经济冲击的能力。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的异常波动，作为资源进口大国，我们应警惕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国应与新兴经济体一起，共同维持各国货币汇率的稳定。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力争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稳定的、新的货币锚。（作者：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