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并非出于国际资本投机或者外汇市场力量变动，而是日本安倍政府力主的货币贬值战略。这里称之为贬值战略，是因为日元贬值并非是一种短期行为，而是通过长期的贬值措施，以期实现其贬值战略的意图。这可从日央行的声明中得到体现，在安培政府的强势施压下，日央行于2012年1月22日发表声明，将通胀目标设定为2%，并将在2014年起推动实施 “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在此贬值措施出台前后，日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持续大幅贬值，日经指数大幅暴涨。日元贬值犹如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一颗重磅炸弹，其威力已经显现，并让很多国家噤若寒蝉。然而，正如“无限期货币宽松措施”句义所指，该措施意味着，日元贬值没有时间表。因此，其对世界经济格局未来走势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影响以及能否使日本经济起死回生将是一个长期和充满变数的过程。
内外交困
日本经济经历了战后近30年的腾飞，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戛然而止，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20年”。在这20年里，尽管日本政府使尽浑身解数，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依然看不到复苏的曙光，且内外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和严峻。
日本内部经济积重难返。在“失去的20年”里，日本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其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低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低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导致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尽管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将利率降至零附近，然而日本经济似乎像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不仅起不到任何效果，反而陷入漫无边际的“流动性陷阱”之中。雪上加霜的是，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愈来愈棘手，导致其财政开支高企不下。然而，日本财政支出是其收入的两倍多，且其收入的一半要用于偿还利息，政府只能依靠发行新债以维持利息支付和财政开支。更为甚者，日本经济的低迷以及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导致日本执政党更替频繁，对日本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实施效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使得日本经济的前景更加扑朔离迷。
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危机四伏。日本长期以来笃信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且出口一直是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从2011年开始，日本初现贸易逆差，逆差的规模和趋势在2012年进一步加强，日本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发生了转换，使得日本的危机感骤然而生。日本外贸出口的逆顺差转换，与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陷入低迷与经济格局变化不无关系，次贷危机所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萧条的边缘，美国为了刺激其经济复苏，轮番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入此后爆发的欧债危机，日元汇率逐渐走强，日元一度扮演了国际避险货币角色。世界经济形势的恶化与日元汇率的高企导致对日本的外需减少，从而导致日本外贸的逆顺差转换。
因此，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日本政府不得不选择通过日元贬值手段以应对之。
铤而走险
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下，日本政府似乎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日元贬值方式以达到推动出口，进而提振长期以来疲弱的经济。在很多人看来，日元贬值无疑是一招“铤而走险”之举，之所以作如此之判定，是基于人们对货币贬值产生负面影响的惯性理念和思维。因为日本的债务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日元贬值可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外流，从而有使日本面临主权债务危机之嫌；再者，货币贬值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日本经济面临的情况极其独特。
其一、虽然日本债务规模比南欧诸国更为庞大，但其国债的近95%被本国居民和机构所持有，负外部冲击相比南欧国家要小得多，再加上日本国债全为日元计价，倘若面临偿付危机，日本政府只需开动印钞机器即可应对，而无需担忧货币贬值可能引发的国际资本外流与主权债务风险。
其二，尽管日本长期以来实施扩张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却无法走出通缩的禁锢。日本经济似乎具有对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先天免疫力，为了拯救经济，日本政府频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措施，尤其是零利率货币政策，尽管这些扩张性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但却没有引发通胀的爆发，反而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庇护所”，长期徘徊在通缩的边缘。从而，当前日元贬值战略所采取的“无限期”量化宽松政策，并无明显的后顾之忧。
其三，日元贬值所采取的“无限期”量化宽松实施规模并非外界所解读的庞大，当前日元的大幅贬值更多是一种市场的过激反应。日本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政策具体的实施方式是，从2014年起，每月购入12万亿日元（大约为1300亿美元）的日本国债，其中长期国债为2万亿日元，短期国债为10万亿日元。从静态角度看，如此规模的量宽政策所释放的年度流动性将达到近1.6万亿美元。然而，考虑到日央行所购债券的到期赎回，再加上所购债券中短期债券占绝大多数比例，该量化宽松措施所释放的流动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当前的日元汇率的大幅贬值，存在市场反应过激之嫌，未来日元贬值将回归合意的路径，而非持续的大幅贬值。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实施日元贬值战略，虽不能说是毫无风险，但并非孤注一掷，而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之下的最优选择。
欲意何为
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考量，其经济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和独特现状，使得日元贬值策略成为其最佳选择。虽然日元贬值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却符合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其一，出口对日本经济的推动作用依然存在。从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汇率对贸易的调节作用依然未变，货币升值将降低一国产品的竞争力，反之则会增强其竞争力，改善贸易条件。在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谷之际，贬值可使得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价格优势，恢复其外需规模，从而拉动日本的经济增长。
其二，日元贬值是其经济改革和创新的需要。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一个原因是，日本无法走出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近似无效。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金融问题，实则反映了经济增长潜力的缺失。因此，通过日元贬值以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提升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等，能够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增强日本的经济增长力和竞争力。一旦日本的经济增长被激活，其面临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其三，日元贬值策略所实施的“无限期”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所引入的2%通胀目标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稀释日本债务的真实价值。一方面，日央行对债券回购可以压低债券的收益率，从而减轻日本政府利息支付压力；另一方面，通过释放流动性，制造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冲销其债务的真实负担。再者，日元贬值已经使得日本股市高涨，一则有利于日本恢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力，二则有利于调动本土金融资源以推动其经济发展。
其四，日元贬值体现了美日共谋全球利益的战略图谋。回顾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以及美国经济地位相比日本的逐渐式微，美国迫使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使日元大幅升值，揭开了日本“失去的20年”的序幕。然而，此次美国对日元的贬值战略则是听之任之。从而可以看出，美日之间早已达成默契，反映了两者共同的全球化战略和取向。一方面，日本通过货币贬值有助于其经济复苏，有利于美国的对日出口，从而有助于美国的经济复苏；另一方面，日元贬值将使得美元对欧元的贬值，从而有助于美元与欧元在竞争国际货币主导地位中占据优势。正可谓实现美日双赢。
因此，从日本自身利益需要的视角看，日元贬值看似一招险棋，然则意义更为深远，即日本重启其经济增长的战略意图。
以邻为壑
无论是上世纪的冷战时代，还是当代，国家利益至上这一准则依然大行其道，并被各国视为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圭臬。日元贬值的确是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之举，却会给其他国家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冲击。
韩国已成惊弓之鸟。韩日同属出口导向型经济，且产品相似性和替代性很高，日元贬值将会有力冲击韩国的经济，从而使得韩国成为最大的受害国。当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日元贬值对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负面冲击也在所难免。
对中国的冲击则更具危险性。一方面，日元贬值将会使中国的对外出口更加举步维艰，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结构调整平稳进行；另一方面，日元贬值可能促进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进一步推高已存在泡沫的资产价格。此外，鉴于人民币升值的复杂性，未来人民币升值空间有限，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压力与诉求，一旦人民币贬值，热钱的大规模出逃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冲击。
遏制欧元的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欧债危机严重打击了欧元区经济，尽管欧元区经济形势日趋稳定，但尚未恢复元气。欧元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的最重要支撑是，欧元区经济必须保持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在欧元区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之际，日元贬值将阻碍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从而遏制欧元成长为国际货币的步伐。
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更加纷乱。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处于群雄逐鹿的纷乱状态，在很多人看来，日元贬值可能引发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货币战”。虽然这种担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各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以及各国当前经济条件的不同，并非所有主要经济体货币都能够实施贬值，因此，当前日元贬值只能算得上是发起了一场非对称的“货币战”。其潜在的后果更多可能是使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更加纷乱不堪，阻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步伐。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行动，对东亚各国提供了无私的救助，遏制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此后不久，东亚各国就东亚金融合作达成了共识，共同签署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战略性框架——《清迈倡议》，甚至日本学者也提出建立亚元的倡议。虽然此后东亚金融合作并无实质性进展，但是仍存在进一步合作的基础。然而，此次日元贬值的行为已经彻底打破了这种幻想。也许东亚各国对日元的贬值行径愤慨不已，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分析日本的国民性，就会发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所提出的“脱亚入欧”思想，其影响力至今仍然犹存，当前大多日本人认为自己并非“亚洲人”，因此在做决策时，便不会顾及邻国的利益和感受。再者，大同世界不可能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依然信奉丛林法则。想到此，我们也许会对日本以邻为壑的行为释然很多。（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