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危中之机
《中国投资》：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已经有许多分析。今天要问的是，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否存在危中之机，如何发现和把握“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机遇？
王子先：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贸易投资带来系统性冲击和风险，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都难以独善其身。但是历史一再证明，危机时期也是大洗牌、大重组、大改革时期。挑战首当其冲，但危中有机，对有能力者是机，对弱小者是危；对多谋善断和善于应变者是机，对无准备者是危。这一情况在海外投资与并购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大赢家、大输家以及小赢家、小输家都大量存在。
我认为，目前海外投资存在七大机遇：一是海外投资有形、无形障碍减少，空间增大。二是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战略性无形资产的机会增多。三是海外资源合作开发的空间增加。四是服务外包和投资机会增多。五是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市场加强战略合作、创造新的需求机会增多。六是人民币和金融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七是中国“走出去”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增强：比如宏观经济相对较好，金融比较稳定，外储充足，人民币升值，国家和企业资信相对较好，特别是强大国内市场和比较旺盛的内需为以国内市场和产业为目标的海外投资并购提供有利支撑。
赵宏绚：当前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哪里有那么多的外国公司愿意出售股份，它们都很有发展潜力，但现在急切地需要投资。全世界都没有钱，中国企业正好有充沛的现金，正好中国经济比较强，而中国发展也需要资源和技术。这难道不是一个好机会吗？
孙子宇：国际经济危机从客观上给一些健康和有底蕴的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机会。我还是以中国港湾公司所在的国际承包行业的感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宏观上说，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经济危机的时刻，越发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进一步提升。国家实力的提升，带动了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竞争力，使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比以往更容易被接受和认可。此外，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中国企业尽快渡过难关。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和经济援助的力度加大，对于以工程承包为主业的中国企业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企业都不可能拥有的、非常重要的比较竞争优势。
第二，可供整合的资源增加。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外的企业难以为继，设备、原材料价格下降，人力资源相对以前更加丰富，这就给一些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可以选择和整合的资源。就拿中国港湾举例，我们过去一年中，招聘了好几个原来就职于国际知名公司的在华员工。
第三，经济危机的发生，从客观上促使中国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也从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时机，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内视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快速改进并不断增强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港湾在2009年初，根据当时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自身需要，就制定了“夯实基础、迎接挑战、稳中求进、科学发展”的年度工作方针，强调在特殊时期，要平稳科学发展，更要打牢基础、提升自身能力的企业发展思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我们遵循了这个思路，我们的业务发展没有受到经济危机大的影响，而且公司的整体管理水平却有了较大进步，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能力有了长足发展。
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
《中国投资》：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您认为政府应发挥哪些积极影响？
王子先：近年来国家支持“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许多地方政府也制订了支持本地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主要是：
首先是基本建立起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体系。二是逐步建立起海外投资的促进服务体系。三是初步建立起海外投资的宏观监管体系。四是初步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工作机制。五是逐步建立海外投资的安全保障体系。六是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今年以来商务部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为建立健全规范的管理体制，商务部发布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下放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权限，简化核准手续，进一步落实企业投资决策权，该办法已于5月1日起顺利施行。
其次，制定出台支持和促进政策。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财税、金融保险和外汇、出入境等各方面政策，并正在发挥出积极作用。例如在外汇领域，外汇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主要包括允许经有关部门核准的境内企业以自有外汇、购汇或国内外汇贷款进行境外投资，取消了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等。
第三，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一是加强信息服务。商务部陆续推出了《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外承包工程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和首批20个国家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分国别地介绍相关国家的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从法律、风土人情到一些具体的重点合作领域。3月商务部正式开通了“对外投资合作信息服务系统”。二是人才教育和培训。近年来，商务部委托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组织对我国的跨国经营人才进行培训。在此基础之上，今年3月底，商务部编写出版了《跨国经营管理人才培训系列教材》，为规范培训和把培训长期化打下了基础。三是维护企业的海外合法权益。商务部跟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的机制，签订了127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一些国家正在商签自由贸易区协定，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加强互利合作签订了政府间的协定。四是维护公平投资环境。针对危机形势下个别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抬头问题以及一些国家出台的“投资审查制度”，商务部积极通过双边经贸机制与对方保持交涉，希望对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待遇。
张燕生：动用国家的力量走出去，以及大型企业走出去都比较容易，核心问题是如何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
中小企业有成长潜力，拥有未来。但是中小企业像孩子一样，扔到大海里，如果不管他，很快就淹死了。我们应该思考，怎样创造更好的条件，从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走出去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从这个方面来说，政府部门在一些方面是失职的。举例来说，由于依靠跨国公司营销渠道，中国制造产品在欧美市场，产品质量、设计和档次都是比较好的。但在俄罗斯、越南等新兴市场，中国制造产品却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这说明，政府对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支持和管理方面，还存在缺位的问题。
孙子宇：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政府非常有必要发挥作用，因为企业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延伸。
我认为，政府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概括起来有6个字“监管、引导、扶持”。
首先是监管。企业要在国际环境中竞争获胜，就必须进行合法、合理的竞争，就要避免内部的无序竞争，因此政府要担负起管理和监督的作用，督促中国企业采取正当途径、形成合力共同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是引导。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税收、保险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信息发布等方法对企业“走出去”的方向、力度等进行引导，从而在宏观方面引导企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后是扶持。对于一些特别行业或对于国家利益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以及在国际经济危机这样的特殊时期，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扶持办法，协助企业更好、更稳地走出去。
赵宏绚：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审批程序要更简单一点，更顺利一点，使企业不会受到时间和审批的限制。在国外收购一个企业，时间很紧张的。而且与中国企业竞争的其他国家公司，可能就不存在政府审批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审批有很多限制，时间拖得很长，卖方可能就偏向于其他买方。
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
《中国投资》：如何改变目前企业走出去“单兵作战”的情况？是否需要银行、保险、公共关系等相关行业一起“走出去”？
张燕生：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很大。我们突然发现，虽然2008年做到了2.5万亿美元的国际贸易规模，但是营销渠道不在我们手里，关键零部件也不在我们手里，研发、跨境运输和物流都不在我们手里。
既然中国制造产品已经走到世界去，相关的服务业、金融业也应该走到世界去，逐渐形成贸易、生产、科技、金融和其他相关服务的体系，进一步支撑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这就是一个中国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
这个工作也许需要20-30年时间，需要交很高的学费。我认为，如果交20％-30%的学费，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全球运作能力，还是相当值得的。这方面的机制和模式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走出去的目标就还没有实现。
下一步，金融、生产、营销、综合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方面，都需要仔细考虑如何开展国际化战略。这4个方面的国际化，将构成全球生产体系的基本块。此外还包括研发、设计、创新、咨询、资讯、专业服务等方面。
孙子宇：对企业来说，“走出去”之后，迫切需要金融业“跟出去”。因为企业“走出去”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还要实施本土化经营，即“走进去”“走上去”。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对全球性金融网络、对跨国银行广泛和多样性服务提出了很多要求。中资企业必须借助中资银行的专业化服务水平以及全球化网络、综合化经营平台的优势，才能得到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增强对东道国商业环境、法律环境等方面的了解，提高企业海外经营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因此，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应鼓励和大力推进中资银行先行一步“走出去”。这样不仅可以推动我国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提高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能力，而且可以帮助中资银行跟随客户进军海外，通过发挥在国际投资中的中介作用，成为国内企业的战略伙伴，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进去”“走上去”提供各种必要的支持和服务。
企业“走出去”后，迫切需要保险“跟出去”。结合中国港湾的实际来讲，当前我司“走出去”的业务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存在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贸易逆差严重、外汇储备水平低下、债务负担沉重等宏观经济风险因素，业务在国外需要保险作为防范风险的保障，但可能找不到比较合适的机构，客观上形成了对投资保险的巨大需求。如果我们的保险企业能够跟着他们“走出去”，对那些企业是有好处的。保险“走出去”是扶持企业 “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如何化解政治歧视
《中国投资》：中国企业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并购交易时，都遇到了一定的政治阻力。请问，应该如何妥善化解政治歧视问题？
张燕生：就这个问题，我曾经询问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并购美泰克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张瑞敏说，并购往往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的企业家往往只是就经济谈经济，就项目谈项目，很少关注经济和项目以外的事。
到国外并购，本地的主流媒体对你可能是有敌意的，这种情况发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许多国家。中国企业要学会与国外主流媒体打交道，要告诉他们，我们来并购，是带着资金、多元化文化和就业机会来的，而且中国企业都是按照国际规范运作的。
海外并购交易还面临利益冲突，比如海尔到日本市场发展，松下电器的39项专利诉讼很快就来了。这就提醒中国企业，必须建立危机管理和机遇管理的机制和能力。事先做好准备，对可能出现的挑战能够一一击破，还要善于化敌为友。
对并购时机的把握十分重要。在需求高潮时购买这个企业，价格往往很贵，当地人的反应也会特别强烈。如果在需求低谷时购买，价格会非常便宜，而且当地人会感谢你。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缺少经验，我们的思路往往是顺周期，越贵越买，越便宜越卖。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之间，我国企业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逆周期操作——在价格便宜时买入，在昂贵时卖出。中国企业的海外成长还需要一个时间，我对此有信心。
赵宏绚：如何打破政治歧视？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看什么样的交易，多大规模，处在什么行业，在每个国家敏感的东西都是不同的。
对中国企业来说，一个有规模的海外并购项目，有必要聘请一家专业公关公司。公共关系需要早点做，而且要请专业人士做，要制定一个日程和计划，通过自己的渠道首先把故事讲出去，避免竞争对手把故事说成另外的样子。
在公共关系方面，目前中国企业还不够主动。公共关系最好是自己先动手，不要让别人先动手。如果人家先动手，对中国企业就有点太晚了，因为把舆论扭转过来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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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黄金季”
2002年以来，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统计显示，2003—2008年年均增长70%以上。目前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 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96.7%，将近翻一倍。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占78%；金融类115亿美元，占22%。截至2008年底非金融直接投资1500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地区。
进入2009年以来，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以下苗头：一是国内大企业正纷纷抓紧机遇，参与境外投资业务；二是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努力通过境外投资拓展出口市场；三是中国企业以获取技术和营销网络为目的的境外并购类投资成为新亮点。渣打银行估计，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将达1500亿至1800亿美元，而同期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为800亿至1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