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产能合作分析和建议

当前的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阶段。在南南合作大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正在从贸易为主向投资为主的方向转型。根据商务部表态，截止2018年末中国各类对非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对非洲投资主要国家之一。与此同时，非洲总体保持了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非洲国家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并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与非洲国家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的投资合作前景广阔。中国与非洲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以产能转移为主要特征、以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的产业合作正在形成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具有理论依据支撑，也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

中非产能合作具备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伴随全球化浪潮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范畴内，国际产业转移是重要的研究分支。赤松要（1962）的雁行理论、弗农（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小岛清（1977）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保罗 克鲁格曼（1995）等人的全球价值链分布理论以及林毅夫（2012）的新结构经济理论都从不同侧面阐释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产业迁移的内在规律。

产业转移是规模化的产业在不同地区的重新布局，既有独特性也有共同的规律。世界范围内或者国家范围内的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不平衡性是产业梯次转移的客观现实基础。从历史上的历次国际产业转移轨迹也可以看出其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梯次转移的方向。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生产能力提高使得该地区市场趋向饱和，企业的利润率逐渐下降，使得发达地区的某些产业或产品渐渐丧失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地区要想保持优势就必须优化升级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替换出去。相关企业要想延续产品生命周期则必须将产品的生产转移出去。

与此同时，一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拥有充裕的劳动、土地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生产能力低下导致该地区市场远未饱和，稀缺的资本导致企业投资利润率较高。如果当地政府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惠政策，那么发达地区的边际产业就会向这些地区迁移，发生空间上的产业重新布局。边际产业的空间迁移是动态的，当欠发达地区经济得到发展进而成为新的发达地区，也会在某个阶段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市场饱和、产品利润率下降等问题。相关产业则将继续向下一个梯度的欠发达地区转移。

中非产能合作符合双方发展需要

随着生产能力的过剩和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需要向国外进行转移，以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与此同时，非洲绝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迫切的需要中国的适用生产技术和投资。非洲相对低廉的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又具备了承接传统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条件。

目前，中国在纺织品制造业、鞋革制造业和部分低端设备制造业等领域的产品生产已经进入标准化阶段。随着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产品不断从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型转换，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攀升阻碍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的中西部工资水平相较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但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了东部沿海地区，国内地区间工资差异有限，边际产业在国内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使得低端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成为必然的选择。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在经过了过去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期后已经进入了调整阶段，也已经无法延续以前的增长路径，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产能走出去，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与核心竞争力，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的转型升级，还可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腾笼换鸟，将宝贵的资源运用到更为有价值的地方，置换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所需的空间。

因此，将已进入边际产业阶段的初级制造业从中国向非洲转移属于该行业比较优势的再生，利用非洲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承接相关产生，不仅符合国际产业转移一般规律，也是合理且现实的政策选择和市场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实施中非产能合作

中非产能在双方政府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相关政策陆续出台，企业参与积极踊跃。但如何客观、务实看待当前中非合作的态势，并对相关产业进行合理布局，从而有效实施产能合作战略，推动实现互利共赢的根本目标，还需要从以下方面予以关注。

合理设计中非产业合作发展路径。我们应当从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新阶段出发合理设计对非产业合作的发展路径。2017年6月UNCTAD《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达1390亿美元，同期中国输出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830亿美元。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一国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五个阶段的划分，中国目前正在向第四阶段跃升，即对外直接投资净值变为正数，流出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持续高于流入直接投资增长率。中国完成了从单纯的劳动力导向型外资流入向技术导向型和贸易支持型的转变，资本密集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资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同时发生。

发展阶段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站在新的台阶上审视和规划今后如何开展对外经贸活动，如何从宏观层面把控和引导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政府及学术界应当充分认识中国与非洲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中非之间客观存在的现实经济差距，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中非双方务实需求的基础上，设计规划能够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路径。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推动中非产能合作。中国应当把握非洲发展进程中的投资机会，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推动符合双方长远利益的产业合作和产能合作。中国对非产业转移和产能转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分析。基于比较优势、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发展条件的客观分析和前瞻性的预研预判，对于实现产业有效转移具有指导意义。非洲所能承接的具体产业以及在全球化分工中扮演的具体角度同样需要客观评价。

中非双方应在政府间合作框架内，有选择性地开展重点产业合作和技术动态转移，结合各自发展阶段的特定优势与特定需求，务实推进产业合作。例如，针对非洲资源富集的地区，可以规划布局以资源开发为龙头向原材料加工延伸的产业园区；针对人口稠密、青壮年劳动力较多的地区，适合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针对享有欧美等主要国家关税、配额减免待遇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可以考虑重点发展以出口为导向产业；针对天然良港、交通枢纽，则应该重点规划发展以物流集散和商贸金融服务为主的自贸区。

对于中国自身而言，资源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承载能力超限等问题已使中国越来越难以维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将富余产能梯次转移出去。但对于将具体哪些产业转移到非洲还有待更为细致深入的讨论。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是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所谓的对外产业转移政策不能被理解为将整个制造业都搬出去。中国在推进“2020 中国制造”理念，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有必要保有充足规模的中端以及合理水平的低端制造业存在，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延长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继续发挥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对于保障中国国内就业和社会稳定、抑制通货膨胀、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作用。

发挥官方援助和基础设施外部性效应对产能合作的作用。官方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征。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且有规模效应递增的效果。而基础设施又是中国对非官方援助的重点领域。援助资金通过基础设施效应、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此外，援助通常与贸易、投资紧密相联，由援助拉动的双边贸易和对非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于受援国经济的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

但同时，官方援助具有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援助量存在一个最优临界点，超过最优临界点的援助对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同时，基础设施存在地域限制的短板，区位选择不仅在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影响因素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会因其距离对周边产业产生不同效果。

因此，中国政府应加强政府层面对涉及非洲地区的官方援助和基础设施投资进行统筹规划，重视其外部性带来的潜在价值，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和协同效应，有效使用包括对非援助资金在内的各种援助手段，合理布局、统筹协同各大企业在非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援助和基础设施两者对中非产能合作的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