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韩、中澳两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两国经济关系的日渐深化，中韩、中澳将率先成为突破传统地区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力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此，在2014年11月短短一个月内，中国分别与韩国、澳大利亚两个发达国家相继完成自贸区实质性谈判，成为中国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首批代表。可以说，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自贸区建设思路，对参与方、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
中国新型自贸区
目前世界盛行的自贸区版本已经不仅仅涉及简单的贸易投资壁垒的减少和消除，还涉及范围更广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措施，如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等，如目前以美国为主导的TPP谈判即如此。与以往中国签署的自贸区协议相比，中国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分别达成的自贸区意向内容是按照世界新型自贸区范本进行的。
一是开放水平高。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水平降低幅度大，向零关税、零壁垒靠近。以中韩为例，在货物贸易领域，中方零关税产品最终将达到“税目91%、进口额85%”的水平，而韩国最终零关税产品将达到“税目92%、进口额91%”的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满足韩国在视听合作合拍、出境游、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韩国则满足中方在速递、建筑、医疗等方面的要求；在投资领域，双方承诺在协定生效后两年内，启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谈判。
再以中澳为例，根据协议，澳大利亚对中国所有进口产品最终均降为零关税，到2019年前，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95%的产品将享受零关税；在投资领域，澳大利亚放宽对中国私人、非国有投资者投资澳大利亚非敏感领域行业的投资限制；在服务领域，澳大利亚服务供应商将能够在中国建立合资期货公司，最多可持有49％的所有权，中国将允许澳大利亚证券经纪和咨询公司提供跨境证券交易账户。
二是涉及的领域广泛，增加了新的谈判内容。此次中韩、中澳自贸区意向内容涉及了几乎世界最新自贸区谈判领域的所有内容。就中韩自贸协议意向而言，该协议涵盖了“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植物与植物卫生检疫、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环境、经济合作、一般条款等11个规则领域”；尽管韩国稻米没有包括在这项协议之内，但是韩国也将部分农副产品列为贸易自由化范围之内。中澳自贸区协定范围同样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规则等10多个领域，其中包含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等21世纪经贸议题。
三是将中国的特色纳入自贸区建设中。例如，在油气、铁矿石、铜、锰资源的勘探咨询服务领域，协议意向允许澳大利亚和中国进行合作，澳大利亚可为中国中西部提供矿产资源勘探服务。为促进上海自贸区建设，中国允许澳大利亚海运服务供应商在上海自贸区建立全澳资船舶管理企业，澳大利亚可以在上海自贸区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建立商业合作，为澳大利亚、中国和全球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这有助于上海自贸区的未来发展。在中韩自贸区建设方面，中国首次把金融、电信和电子商务行业纳入其中。
总之，作为中国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分水岭，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贸区正在称为中国新型自贸区建设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步入自贸区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战略价值
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是中韩、中澳经济关系走向成熟、稳定之后上升到制度层面的表达。一般而言，自贸区建设既是双边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将为参与方未来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开辟新的路径。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也不例外。两个自贸区必将为未来中韩、中澳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规范和指导，也将为地区经济关系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新的实验方案，因此中韩、中澳自贸区具有多重的战略价值。
首先，中韩、中澳将为双方企业和民众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和便利，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挑战。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是参照世界最新自贸区“标准”版本而进行的，必将产生不同于传统自贸区版本的效应，一方面，将促进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相互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以及人员流动规模的进一步增加等等，同时也由于此次自贸区建设水平高、开放领域广泛，必将对中韩、中澳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一次深度的产业分工关系调整，进而带来更大的结构性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此次签署的两个自贸区意向版本是高标准、高水平的，也将对中国企业带来的冲击较大，中国企业需要适应新标准、新规则，同时也要面对不同于以往的自贸区签署对象国的、竞争实力更强的发达国家企业。
其次，两个自贸区建设为中国适应新的国际规则提供了学习通道，也为中国主导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2014年中国在APEC北京峰会期间提出的重要议题是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但是要在经济发展水平多样性地区推进一体化目标，其难度可想而知，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调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敏感领域、关键部门里要达成共识尤其困难。中澳自贸区、中韩自贸区建设至少为解决未来亚太地区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中韩、中澳双方在不同领域和不同部门体现的竞争能力也就有很大不同，自然对自贸区的期待也就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平衡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和韩国都等签署过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如韩美自贸区协议，而中国还未曾进行过高水平、高标准、多领域的自贸区谈判，因此，难题主要出现在中国这一边。不过，通过这两次谈判，至少中国明确了如何与发达国家在多种利益分歧下学会寻找平衡点，而中韩、中澳自贸区的建设也使人们看到了未来亚太地区一体化的部分前景。
最后，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为传统的亚太地区经济秩序注入新的结构性变量，有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经济秩序。一直以来，亚洲政治经济秩序是建立在以美日为主导的、传统的产业分工基础之上，中韩、中澳两国的经济关系则从属于这一分工体系。今天，随着中韩、中澳两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两国经济关系的日渐深化，中韩、中澳将率先成为突破传统地区政治秩序的结构性力量。例如，一些高端产品和绿色消费品正在成为中韩、中澳相互进口的“新生代”产品，表明3国对发展彼此关系的需要超越了对维持传统地区经济关系的需要。从地区层面上看，中韩、中澳在地区经济关系的地位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具备一定的实力取代传统的地区经济关系。以中韩为例。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亚洲制造业规模约为58000亿美元，中韩两国就占据了其中65%的份额，中韩贸易合计占亚洲贸易总额的45%。正是这种地位使得中韩正在成为改造地区传统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生力量，成为亚洲新秩序的创建者。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