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要想规避风险，就要做到资本民间化、投资多元化、经营本土化，联合国企，借助商会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不再是央企等国有企业的“独角戏”。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民营经济快速发展与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以下简称民营国际商会）驻会副会长、主席团主席兼秘书长王燕国在接受《中国投资》杂志专访时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期，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已步入‘第三季’。”
与前两个阶段占领资源、“海外抄底”相比，理性投资、着眼长远已成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特点，而民营企业则成为主力军。在王燕国看来，在国内市场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放眼海外寻找适当的投资机会，通过购买技术和上游资源布局海外扩张。
但与此同时，王燕国也坦诚，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着市场研判能力不足、投资单一、不了解海外投资环境、缺乏国际化人才、审批及外汇管控过严等挑战。而应对这些挑战，王燕国提出了他的建议：那就是要资本民间化、投资多元化、经营本土化，联合国企，借助商会。
民企走出去缘何失败多
《中国投资》：目前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情况如何？
王燕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35年间，中国的民营企业从原来不足10万家发展到目前超过1000万家，数量不仅占据了中国企业的绝大多数，民间资本也占全社会资本的比例超过60%。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由过去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发展到今天占比超过60%，税收超过50%，劳动力就业贡献率超过85%。
而这次的三中全会更是对非公有制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支持增长、促进创业、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前提下，民企“出海”情况同样可喜。以2012年为例，2013年9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2011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3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全国非金融类境外直接投资达777.3亿美元，其中非公经济与民营企业的比重已占到45%，而这个比例在2008年只占到14%，2010年才占到29%。4年里，非公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增长了3.2倍。
从数量上看，国内在境外共注册了2万多家企业，其中国企只占10%左右，仅中国民企500强，去年在海外投资就有730多个项目，投资金额达160亿美元。在国际合作中，非公企业和民营企业已摆脱了小打小闹的模式。其中，华为、万向、吉利、新希望、三一、万达等，已成为重要国际合作项目的参与者。如果说民企海外发展前几年是“找饭吃”，现在开始“讲营养”；过去是“长个子”，现在开始“长肌肉”，开始有点儿力量了。
《中国投资》：在数字增长的背后，您认为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质量如何？
王燕国：当前国内有一批民营企业，类似华为、联想、海南航空、吉利控股等，因为较好处理了跨文化管理和本土化经营的问题，海外投资效果普遍不错，也实现了中外团队的高度融合。
但客观来说，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目前仍然是失败案例较多。这其中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民企海外投资为时尚短，国家倡导“走出去”也是从2000年才开始，迄今为止建立海外投资体系仅13年，无法避免相关经验的缺失。
总地来看，民营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内因和外因两类。
从民营国际商会对民营企业500强调查的结果为蓝本可以看出，企业国际化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并影响许多企业“走出去”发展的瓶颈。这也是我们总结出的内因之一。
懂技术、懂当地文化和法律而又没有语言障碍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在中国民营跨国企业中的比例仅占3%-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民营国际商会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展合作，创新培养保障机制，大力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另一个内因则在于目前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海外投资国情况还是不清楚，不熟悉。目前国内能够了解相关资料的渠道有限，未来民营国际商会希望能在这一方面给予企业更多帮助。
从外因角度看，一则是国家目前对“走出去”仍审批过严。我国长期以风险防范为主的管理思路，导致民营企业立项审批多头管理，互不协调，贻误商机，制约着企业国际化发展。
其次，外汇管控过严同样束缚着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外汇管理问题，目前分为汇出前期费用的核准和外汇登记证与外汇汇出的核准两方面。对于前者，法律规定境外投资前期费用的汇出，一般不得超过境内企业申请境外投资总额的15%，且必须与境外投资直接相关，只能用于诸如交易保证金支付、场地租赁、人员及中介机构聘用等有限目的；对于后者，法律要求境内企业分期汇出的，每次汇出均需外汇汇出核准，欲开立境外银行账户的，也应当取得外汇部门的批准。
“三化”助力民企出海
《中国投资》：那么在您看来，民企“走出去”如何能够走正，走远，走好？
王燕国：针对这些问题，我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化”“一联”“一发挥”，其中“三化”即资本民间化、投资多元化、经营本土化, “一联”就是民企国企要联合, “一发挥”就是要发挥商会的作用。首先说三化：
资本民间化，在宏观层面上涉及到藏汇于民的问题，在微观主要是开放民间的资本项目。国企“走出去”，就等于用国家的钱做对外投资，相对于民间资本存在很多弊端。更何况国企“走出去”在政治障碍、决策效率及投资成本3方面都有异于民企。
投资多元化，主要指的是不能总盯着自然资源。这一来可以提升企业发展的整体效益，另外也可以规避风险。前些年，大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拿资源、开矿，把矿产当成了重点投资方向。
实际上，虽然我国矿产资源确实面临着“小矿多、大矿少；贫矿多、富矿少；共生伴生矿多、独立矿少”的问题，但去海外“寻矿”的企业大多没有考虑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对于资源需求的阶段性，导致目前海外拿矿的企业普遍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商会的不少会员企业如吉利、力帆、复星、振发新能源、澳中财富等，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实践与经验，在许多国家获得了成功。
经营本土化，这不仅包括经营理念，也包括营销方式、资本运作、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吉利控股的李书福曾经非常恰当地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对此我非常赞同。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做好的话，就能在投资目标国落地生根，否则就会水土不服。
在目前现有阶段，对“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依照其在海外的表现进行一定程度和意义上的奖惩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最重要的跨文化管理人才方面，建议设立专门为跨国企业培养跨文化管理人才的学校和院系。为跨国企业输送高端专业人才，同时对现有跨国企业的现有人员组织院校、商会进行培训，更好地支撑和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
民企国企要“联手”
《中国投资》：长久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一直存在民企、国企之争，您认为民企要联合国企，为什么？
王燕国：跳出民企、国企的圈子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民企、国企最终都服务于国家利益，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联手合作。早在2012年我就提出“民企在先，国企跟进，金融支持，商会服务”的发展新模式，得到商务部领导充分肯定。
民企拿下项目后可以实行股份制，吸引国企加盟，这样可以规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很多政治障碍，而事实上，此前这类案例也已有很多。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组织模式、投资模式和合作方式日趋多样化。根据项目特点、自身条件或出于优势互补、分散风险等，先后探索了与国有地勘单位合作、与国有企业强强联合、民营企业抱团、借助私募股权基金等多种“走出去”的模式。
与此同时，先后形成了与境外初级勘探公司深度合作、与各种中介互补合作、与国外公司合作、参股并购形成股权合作等多种合作模式；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投资模式，形成了资源产业链整合、跨国收购兼并、矿产风险勘查、承接工程和技术换资源、特许经营以及“工业园区”等矿业领域的国际投资模式。此外，在国际合作中，民营企业先后采用了融资买矿和原料包销、产品分成协议（PSA）和利润分成协议等权益价值实现模式。
商会作用不可忽视
《中国投资》：商会的作用非常重要，那对于发挥民营国际商会的作用您有何期许？
王燕国：首先我们要找准商会定位，我们的会员企业基本分成两块：一部分是行业领军企业，如中国民企500强前20位，我们的会员企业就占了10位；另一部分是发展前景较好的成长型企业。上述企业有些已经“走出去”了，也有正在“走出去”或准备“走出去”的。因此我们商会要成为“走出去民营企业的发展联盟”。
第二，在商会筹备阶段，我们走访调研了7个省36个大型民营企业，归纳出了民企“走出去”的5大需求、3大需要。5大需求是：自然资源、技术、市场、品牌、战略资产。3大需要是：项目、资金、人才。任何企业，项目、人才、资金都是共性问题。专业化解决共性问题，商会的价值就体现出来。
谈到具体工作，政府部门目前服务民企“走出去”的能力偏弱，这就需要商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当好政府助手。
与此同时，促进企业需求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对接。商会现在已着手为这些企业提供“每日财经参考”“国际商讯播报”，并组织了国际经济合作大讲堂。
第三，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商会每年都召开“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规避风险座谈会”，并协助企业维权。三一重工在美风电项目投资受阻案，就得到了商会的积极帮助。
第四，为会员企业提供具体服务。坚持“以服务为中心，以项目为纽带，以人才为支撑，以资金为保证，以需求为重点”的办会特色，通过6个平台，为会员企业提供服务。项目服务团队成立一年多，为企业提供了2000多个项目信息，其中，矿产、光伏、地产、装备垃圾发电等不少项目已经落实。
此外，商会正积极组织中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与商品交易会，计划成立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的国际商学院，整合资源建立专为民企“走出去”服务的金融服务综合体，并正在筹建民企国际合作大厦。
民营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民间资本“走出去”是大势所趋，商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