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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一个独特包容的框架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导 读 

中日印必将在RCEP的框架中找到各自最舒适的位置,发挥各自最佳的优势,扮演地区合作机制中最佳角色,共同成就地区包容性发展

不同于欧盟的地区权力机制,也不同于北美的对美依附关系,RCEP其实是一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区域发展共同体”,是一个自主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互有最佳舒适度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表示。

4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时提出,争取年内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2019年11月,印度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需要,宣布退出RCEP谈判。其余15国在表示愿意接纳印度重返协议的同时,宣布结束谈判,启动法律文本的审核工作,并希望在2020年内正式签署这一贸易协定。

“中日印必将在RCEP的框架中找到各自最舒适的位置,发挥各自最佳的优势,扮演地区合作机制中最佳角色,共同成就地区包容性发展。”刘军红说。

《中国投资》:观察RCEP的历程,哪些角色在主导?其形成过程中日本的作用是什么?
刘军红:RCEP的框架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其源头也应追溯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尽管其发展过程相对曲折、复杂,但发展到今天应该说符合亚洲地区的发展实际,有利于促进亚洲整体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不是谁主导的问题,更不是谁家单独受益的问题,而是亚洲整体受益,平等、公平、共同推进的框架结构。

认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要回顾亚洲地区合作的发展历程。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促成东亚合作应对危机的意识,东盟首脑会议特邀中日韩领导人与会,共商应对危机及今后如何防范危机大事,由此,衍生出“10+3”合作机制,形成东亚区域合作潮流。

中国尊重东盟中心地位,尊重地区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包括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多样性,坚持以“10+3”合作机制为主渠道,并率先对东盟实施了关税早期收获计划,对地区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推进效果。在中国东盟积极合作、共同推动下,2004年底“10+3”领导人万象会议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为总目标,并为此拟将领导人会议升格为“东亚峰会”机制。

对此,当时的日本小泉政府快速推出自己的“东亚共同体”战略,推出目标、手段和推进阶段,试图主导“东亚共同体”方向和属性。至此,一直保持“善意忽视”的美国开始发声,其经济学者如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发文指出“东亚共同体”将对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构成割裂,而政治学者及国会议员则直接表示“东亚共同体”“缺少民主”。对此,日本外务省官员试探提出拉进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添加“民主元素”,由此形成“东盟+中日韩+澳新印”格局,即“10+6”模式。

显然,美国对于日本刻意将“澳新印=民主”,无视“美国即民主”的逻辑不满。尤其是,在日本推出“10+6”机制后。

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提出“亚洲门户”战略、“自由与繁荣之弧”概念、“亚欧十字路”构想,以及“日美同盟对日本东盟”的跨太平洋平衡战略,明确提出,要从后台走向前台,不再容忍东盟当头,而是要“快攻东盟,抢占地缘政治要塞,主导东亚共同体”。此后,改变了主攻目标,从韩国移师南下,抢占东盟、印度等南线,不仅率先与新加坡、越南等七个东盟国家签署EPA,且与东盟整体达成EPA,最终以妥协的条件与印度达成低水平的双边EPA,在中国南下出海线上构建了地区整合制度线。

截至2010年,随着东盟与澳新印、中日韩全面签署FTA的基础上,事实上日本已经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了地区整合的战略优势地位,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共同体”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下,美国方面推出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拉出了澳新、新加坡、文莱、越南和马来西亚,开始对东亚共同体实施“解构”。

2013年安倍政府正式漂向TPP,与此同时,东盟方面提出推进“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表示积极支持。2010年中国GDP超过了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成为亚洲众多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自此,RCEP框架成为中国与亚洲各国深化贸易投资关系的平台。

回顾亚洲地区合作的发展历程,RCEP对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通过RCEP的机制,回应美国质疑“10+3”为基础的东亚共同体缺乏民主,可以避免美国以“缺乏民主”的名义阻止日本整合东亚;二是可以利用这个结构改变扩容,构建日本整合亚洲的战略优势,对冲“10+3”。三是在中国南向出海口划一道EPA线,做强、做大其海上生命线。

由此,可以看出,RCEP对于日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日本的推动力。

《中国投资》:我国已经与东盟、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签署了FTA,RCEP最大意义是获得哪些市场?日本和印度市场重要性如何?
刘军红:不仅是日本市场,包括韩国、东盟、印度、澳新市场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也是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中日韩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中国东盟贸易总额也超过5000亿美元,均接近中美贸易总额,澳新又是中国主要的资源能源、农产品来源地,印度也是主要商品出口市场,因此,相互贸易、相互投资,共同构成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已成为RCEP的显著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RCEP各成员国“一个都不能少”。

《中国投资》:日本为何认为印度的加入能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地位?
刘军红:其实,起初,日印贸易仅相当于中日贸易的1/40,至今也没有明显增加。由此扩大对印贸易量似乎并不是日本对印政策的重点。

印度之于日本的重要性有三点,一是地缘政治地位。印度是印度洋的关键沿岸国,也是日本海上生命线卡住要害的国家,这对日本维护其海上能源资源安全至关重要;二是,未来角度看,印度既是IT强国,又是人口大国,且人口年龄较轻,对于未来领导性技术及其产业标准有重要意义;三是从亚洲整体格局上看,印度之于日本的战略意义在于有中国的意义,正所谓“中日印亚洲三国志”。为此,日本无论如何要守住“印太两洋战略”的立足点。这已经是超出RCEP范畴的问题,即使没有RCEP问题,日本也会如此选择。

《中国投资》:整个区域各国的互补性如何?竞争性如何?如何看待各个国家在其中的诉求和实际的角色?
刘军红:这个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最丰富的的年轻劳动力,以及最活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有全球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及最全面最完整的产业分工体系、制造业基地,分布着资源能源、农业,以及国际商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乃至庞大的教育体系,更为关键的是,这里自然形成了多层次、多水平、多元文化的多样性,天然的相互依存、互学互鉴、彼此补充的关系。

中日韩经济的高速化、高级化,共同对周边形成了不可多得的外溢效应,也形成了自循环特点,同时整个RCEP与世界经济又保持着不可分割的紧密依存联系。这是一个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区域发展共同体”,以发展为目标,以发展为诉求,以发展为议题的和平合作框架,互学互鉴、互补互惠,支撑共振,是本质特征,不同于欧盟的地区权力机制,也不同于北美的对美依附关系,而是自主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互有最佳舒适度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投资》:欧洲、北美、非洲都已有区域一体化的协议,为何亚洲难以形成?一旦形成,将对全球的资本和产品流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刘军红:亚洲在于相互尊重,力求包容合作,互惠互利,不搞拉郎配似的区域框架。亚洲一旦形成区域合作架构,也是开放的、互有舒适度的、彼此尊重的相互包容的、制度上相通相融的,又能促进人财物信息全球流通的机制。

《中国投资》:RCEP的变数怎样?假如无法签署,中日印之间在亚洲的格局会怎样演变?
刘军红:RCEP的发展目标、相互包容、尊重互惠,各有舒适度的基本原则,决定了未来终将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型的发展框架。中日印必将在RCEP的框架中找到各自最舒适的位置,发挥各自最佳的优势,扮演地区合作机制中最佳角色,共同成就地区包容性发展,为地区治理,乃至世界治理做出最佳贡献。


编辑 | 杨海霞

设计 | 孙子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