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兴起及其国际影响

“全球南方”的历史演进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从概念提出到广受关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全球南方”概念源自于“南方”概念的提出。现有研究认为，1926年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正式提出了“南方”概念。他在《南方问题的某些方面》一文中通过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意大利南北格局的变化，提出了“南方问题”的概念，至今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该文聚焦于意大利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指出北方的资本家同时控制着北方工人阶层和南方农民阶层，并将南方地区作为可剥削的殖民地，已初步说明“南方”概念所蕴含的反殖民、反剥削、求发展等特性，而这构成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底色。

二战后，“全球南方”进入发展阶段。学界普遍认为，二战前并无系统规范的“全球南方”概念。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在亚非拉等原殖民地建立起一大批实现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因为在去殖民化、民族解放、反殖反霸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因而逐渐联合成一股重要的国际力量。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南方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走入世界政治的舞台。1963年第1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77国集团”，体现着南方国家争取、维护自身利益，参与制定国际议程并合作应对挑战的努力。1966年，第一届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又称“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哈瓦那召开，会议制定了反殖反帝的纲领性文件，为向国际社会传递南方声音提供了平台。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南南合作成为其开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合作的重要方式。

冷战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迅速兴起并引发热议。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使得“第三世界”一词的使用量迅速下降。“发达”、“发展中”和“不发达”等术语也因将西方国家视为理想国家而将非西方国家描绘为落后国家而广受批评，更为温和中性的“全球南方”作为替代术语热度逐渐上升。此阶段“全球南方”升温还与其经济、政治实力迅速提升密切相关。2000—2012年，“全球南方”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从35%提升至51%，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综合实力得到提升的“全球南方”也更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俄乌冲突后，“全球南方”对自主性追求更是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升温。

“全球南方”的多重内涵 

“全球南方”的概念虽不甚明确，但这些国家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通过对这些共性的分析，可以从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层面对“全球南方”的内涵进行界定。

“全球南方”具有一定的地理属性。从地理属性而言，它包括两大层面：一是区域层面。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南方”是一条从拉丁美洲延伸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广阔地带。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以及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二是国内层面。就“全球南方”国家内部而言，“全球南方”还应包括其国内以剥削、压迫和新殖民关系为特征的特定区域，例如西方社会的土著群体、黑人社区以及移民社区。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日益提升，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地理位置虽在南方，但政治经济地位已经呈现向北过渡的状态，这也使得静态的南、北二分法不再具有广泛参考价值。

经济属性是界定“全球南方”的重要指标。“全球南方”通常被认为是指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国家，相较于“全球北方”更为贫穷，收入不平等程度更高。目前，国际社会主要依据以下指标评判一个国家发展程度：一是参照相关国际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综合考量健康、教育、经济等维度，提出分为四档的人类发展指数，只有第一档属于发达国家，其余为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人均国民总收入也是界定“全球南方”的主要指标，超过13205美元的经济体为发达国家，低于该标准则为发展中国家。二是国际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分类。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人均收入水平、贸易自由度、金融开放性等作为标准，将所有经济体分为先进经济体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是目前较为通行的判断指标。

“全球南方”也具有一定政治意涵。现有研究认为，“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概念联系密切，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但相较于其他概念，“全球南方”的内涵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经济范畴，更多指的是一个包含了多样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以及多元化利益诉求的国家群体，非西方、反干预、求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大公约数。此外，“全球南方”政治意涵还体现在部分国家利用对“全球南方”话语权的解释作为其遏制、打压他国的工具，并试图通过挑起“全球南方”内部领导权之争，实现对“全球南方”事务的控制，严重影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协作。

“全球南方”国际影响力的跃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面临诸多新课题。“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经济水平显著提升，成为推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近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南南合作的有序推进，“全球南方”整体经济水平已实现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最近数据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主导的金砖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已超过七国集团。预计到2032年，世界三大经济体中将有两个（中国和印度）来自“全球南方”。作为结构转型关键驱动力的科技也日益成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全球南方”国家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在2014年就已达全球总额的一半，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引发的技术变革浪潮也为“全球南方”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工业4.0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展迅速，并通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组建的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搭建技术转移平台和数据库，在开放中与“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共享技术发展成果。目前，全球经济进入疫后恢复重建时期。可以预见，拥有庞大人口基数、丰富矿产资源以及广阔市场潜力的“全球南方”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浪潮，届时世界各国都能从中获益。

“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南方”逐步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全球南方”通过构建一系列国际与地区组织，如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等，参加重大国际多边会议如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会议等，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逐步扩大了国际影响力。2023年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在南非召开，会议邀请多位“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出席“金砖+”会议，并决定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从2024年1月1日起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邀请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同月，联合国大会将讨论的主题定为“发展”，在会议期间着重探讨了“全球南方”国家关注的气候变化、主权债务减免等议题。可见，“全球南方”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主动争取话语权和代表性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已注意到“全球南方”的合理诉求并给予了切实回应，双向互动将持续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球南方”战略自主性稳步增强，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百年变局之下，国际地缘政治动荡进一步加剧，但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拒绝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坚持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积极不结盟”政策。“全球南方”战略自主性的增强为西方大国敲响了警钟。对此，部分西方大国开始反思其“全球南方”政策的是否有效。有美国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政界和民众对“全球南方”知之甚少，致使其对外政策出现失误。为此，美国已开始着手调整外交政策，通过宣布建立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具体项目，在外交布局中增加“全球南方”比重，逐步恢复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日本在国际会议上多次表达对“全球南方”的关注与重视，在政策和行动等方面增加同南方国家的接触，着力推动同“全球南方”国家战略性合作关系的构建。欧洲声称要同“全球南方”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释放数千亿美元的发展融资以支持面临债务困境和气候变化的南方国家，以期重获“全球南方”的信任。可以预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提升以及政治能力日益成熟，“全球南方”国家对自主性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势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也在逐渐调整政策以适应这一现实，南北关系也将经历新一轮调整，其结果将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得到进一步深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就已表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不管中国今后经济如何发展，国际地位如何提高，中国永远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面向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同广大南方国家坚定站在一起，将持续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