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扩张与美国“印太战略”

美国建国以来，逐渐从一个濒临大西洋的仅拥有13个州的国家逐渐扩展成为横跨北美大陆、毗邻两洋（太平洋与大西洋）、利益与影响力遍及全球的霸权国家。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如此实力与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从北美国家扩展到西半球霸权国家再成为全球霸权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美国外交的扩张性（expansion）本质，而这一本质也是认识当下及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所在。实际上，美国外交扩张是其谋取与争夺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同时，美国外交扩张的强度与范围也是判断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个主要指标。有所不同的是，在全球霸权地位确立之前，美国外交的扩张性主要体现在争夺霸权方面，而霸权地位确立之后，美国外交的扩张性特征就转向了维持与巩固霸权。换言之，美国外交的根本特征是其扩张性，而其主要表现则是争夺霸权或护持霸权两方面。因此，从外交扩张的层面来观察现如今美国的地区战略与对华战略是一个有益且必要的分析视角，有助于对其本质及影响的正确认知与评估。

从美国外交扩张的视角观察“印太战略”

从历史上看，美国外交扩张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典型特点：一是美国外交扩张具有阶段性与多维度性特点。阶段性指的是美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而多维度性指的是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等诸领域的扩张。尽管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种扩张并不是单一维度，而是多维度复合交叉的。这种扩张属性与美国国家实力、国际环境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认知等因素相关。建国初期，美国国家实力相对较弱，同时又面临着英、法、西班牙等欧洲列强的敌视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维护独立地位，保障国家安全。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家建设，包括强化美国的政治体制、扩大对外贸易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扩大其地理版图，提升其安全空间。于是，美国通过低价购买、战略胁迫等手段开始了早期的大陆扩张。随着实力的增长以及对财富与土地的渴望，美国向西扩张的步伐逐步加快，而发动战争则成为最主要的扩张手段。内战后，在更加有利的政治条件之下，美国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逐步改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即由原先无限地攫取土地而转向了获得更大商业市场，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市场则离不开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与开放的国际环境。曾任林肯政府国务卿的西华德表示，商业是美利坚民族的“最伟大事业之一”，是“发展文明和扩张帝国的主要力量”。于是，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由领土扩张转向了商业扩张与市场竞争，它不以在海外占据殖民地为主要目标，而是要将世界各地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为美国商业繁荣服务。

随着实力的进一步增长，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尖锐，美国试图将其影响力从西半球扩张到亚太、欧洲，乃至于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创造了这样的机会。威尔逊试图通过重塑国际制度安排来推行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这也成为美国从领土扩张、经济扩张（商业扩张、资本扩张）等之后的另一种扩张范式，即制度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令美国有机会成为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这加速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为美国在二战后对外政策的转变埋下了伏笔。冷战的爆发为美国构建以其为中心的安全关系提供了现实条件，而美国强大的经济、国防、科技等综合实力则为这一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在此背景下，美国放弃了在和平时期不与他国维持持久性联盟的传统政策，构建了遍及世界主要区域的联盟关系网络。尽管领土扩张不再是美国的利益需要，但联盟与伙伴关系的构建，尤其是同盟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广泛的海外军事基地使得美国具有了向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这些盟友及其海外军事基地发挥着支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支点作用。因而，这一扩张形式也可以归结为地缘政治扩张。需要注意的是，在外交扩张进程中，美国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扩张相伴相随。这种文化扩张既有基督教层面的原因，更有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战略动因，而扩展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则成为美国推进其外交政策议程屡试不爽的工具。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厄尔·惠勒 （Earle G. Wheeler）认为，从1783年至冷战，“美国奉行了三种大战略：西半球防御、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和遏制共产主义”。因此，从历史上看，美国对外扩张经历了（着）领土扩张、经济扩张、制度扩张、意识形态扩张、地缘政治扩张等阶段。除了领土扩张外，其他扩张形式仍然成为当前美国外交扩张的主要类型，也构成了美国霸权战略的主要结构。

二是保持全球重要地区与领域（如海洋、空中、太空、极地、网络等）对美国开放是其外交扩张关注的核心议题。美国外交扩张具有明显的地缘战略色彩，即外交扩张优先（重点）方向主要是基于该地区对美国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战略重要性（包括挑战性）来确定的。例如，美国将西半球视为其“后院”就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动因。拜登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没有一个地区比西半球更能对美国造成直接影响”。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具有贸易立国传统，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这需要确保两个方面的开放：一是原料产地与国际商品市场的开放，也即广泛意义上的地区开放；二是全球运输通道尤其是海上通道的开放，或可进一步延伸为重点领域的开放，美国强调并坚持的所谓海上自由航行与飞越就鲜明反映出这一点。因而，美国将防止出现任一大国主导某一地区，尤其是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地区即欧亚大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目标。从历史上看，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亚洲殖民地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很可能引发后起的美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面冲突，同时又可能出现某一大国主导亚洲的局面。为了避免与列强冲突以及确保亚洲地区的开放，美国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也成为美国亚洲地区政策的基础。不过，亚太地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美国关注的重点地区，直到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亚太地区才逐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不仅在于该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还在于该地区对美国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所构成的重要挑战。实际上，美国对地区重要性的判断与该地区对美国所构成的战略威胁认知密切相关。例如，二战期间，美国认为欧洲战场对于整个世界的战局具有决定性意义，于是确立了“先欧后亚”战略。冷战期间，鉴于苏联对欧洲地区的安全威胁，美国将欧洲作为主要的战略区域。如今，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将朝鲜视为紧迫安全威胁，亚太地区以至于范围更为广阔的“印太”地区便成为美国极为重视的战略区域。因而，基于地缘政治（主要侧重于挑战层面）与地缘经济（主要侧重于发展层面）的双重考虑，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区域。

三是战略扩张与战术收缩的协调运用是美国外交扩张的重要模式。扩张需要付出成本，这就意味着美国外交扩张的力度、广度与其国家实力状况密切相关。实际上，美国外交的战略扩张并不是线型发展的，而是时而伴随着战术收缩。例如，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中期，面对苏联的强势政策以及自身面临的战略困境，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国际与地区战略，如推进与苏联的缓和政策，经历惨淡的“西贡时刻”，寻求中美关系的“解冻”等。就此而言，霸权国家需要处理好扩张本能与战略能力之间的张力，避免陷入“过度扩张”陷阱，特别是对于一个处于实力式微阶段的霸权国家，更是要慎重处理这一课题。因而，实力式微背景下霸权国家护持霸权的现实选择是采取有限扩张战略，即从保持与拓展全球性战略利益转向选择性地保持与拓展重点地区的战略存在，其目标是应对挑战者的战略威胁，实现其战略目标（维持霸权）与战略能力的平衡。因而，美国外交的战略扩张与战术收缩可以并行不悖。战略扩张是从其目的性而言，即护持美国霸权地位；战术收缩是从其政策手段上来讲的，其目的在于集中优势资源应对核心战略挑战。

新世纪以来，美国见证了“反恐”战略越反越“恐”的困境，陷入到两场战争的泥沼，经受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还面对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美西方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霸权护持颇有力不从心之感。然而，护持霸权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永恒主题，这意味着美国只能是通过调整战术策略来应对挑战，而不是放弃其霸权战略。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坚定不移地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与中心：从重点上来说，美国降低了“反恐”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比重，同时进一步增强对传统安全挑战的重视；从中心上来说，美国逐步将战略焦点向东转移，有意识地减少在其他地区的战略投入，如奥巴马政府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继续这一战略调整的进程，其中最具代表性政策就是“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这一战略明确了美国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即全方位应对中国这个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挑战。拜登政府总体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进一步重置了美国的全球力量布局（如从阿富汗撤军、降低与减少在中东的目标诉求与力量配置），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即便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决心、意志以及资源配置均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显然，美国“印太战略”具有典型的战略扩张但战术收缩的政策模式特征。因此，“印太战略”是美国霸权式微背景下有限扩张战略的具体运用，即将战略中心与政策重点转移到“印太”地区以应对传统大国（主要是中国）的战略挑战，其直接目的是防止“印太”地区被某一大国主导而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根本目的则是护持美国全球霸权地位。

科学评估与应对美国“印太战略”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印太战略”经历了一个从愿景构想到概念明晰再到政策推进的过程。特朗普政府基本建立起“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印太战略”政策框架，并且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国内社会动员。全政府即是调动与整合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等力量参与到“印太战略”的规划设计与政策落实之中；全方位是指调动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力量，特别是激活与提升美国盟伴的积极性，增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资源能力；全领域则是在安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展开布局，服务于其大国竞争战略。美国还认识到展开国内社会动员的重要性，通过塑造与渲染外部威胁等方式来发动民众支持其“印太战略”。拜登政府在继承前任政府“印太战略”基础上对其进一步巩固与完善，如构建了更为均衡的“印太战略”政策框架（如确立“印太战略”经济支柱、扩大对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存在等）、大力推进了美国盟伴关系的现代化（如打破地域局限，促进欧洲—大西洋地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联动）等。

经过共和党、民主党两届政府的推进，“印太战略”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应对大国战略竞争时代主要挑战的重要政策工具。从主观层面来讲，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动因与意志是强烈的；从客观层面来说，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也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这包括美国与本地区的长期联系为其推进“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美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为推进其“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则为美国发挥影响力创造了外部条件；美国还具有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与管控战略风险的丰富经验。这些要素在历史联系、物质基础、战略艺术等方面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提供有利条件。同时，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也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如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美国“印太战略”与区域内国家地区战略的融合度、中国发展状况以及全球安全形势等。可以说，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既考验着美国在处理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上的能力，也考验着协调其盟伴关系的能力，还考验着其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与定力。不仅如此，“印太战略”还是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度与限度的把控能力的考验。根本而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及其发展前景将受制约于美国对该战略的目标设定与手段方式之间的合理性匹配与平衡性运用。

“印太战略”虽然是美国的地区战略，但在本质上是其霸权护持战略。中国被美国界定为唯一有能力与意愿对其构成全方位挑战的挑战者，故应对中国挑战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首要目标。换言之，“印太战略”就是美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核心的霸权护持战略。鉴于“印太战略”的本质属性、主要指向以及其政策架构，该战略在安全、经济、政治、外交、科技等领域对中国构成了程度不同的挑战，如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复杂，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周边增强军力配置与军事活动，以及美国加紧实施“以台制华”政策，对中国的军事安全与主权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加大了与中国在经贸规则等领域的竞争，同时令亚太地区经贸机制进一步复杂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了一定冲击；美国政府将中美博弈视为自由与非自由两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竞争，塑造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国际叙事，加紧在国际上整合“民主”力量，并将捍卫与推进“民主”作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目标与主要手段。这对中国政治安全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美国政府通过鼓吹“经济胁迫论”“中国强权论”“战狼外交”等弱化中国地区影响力，通过增强与本地区的外交互动，积极将域外势力引入“印太”地区等方式加大对华外交压力；美国将科技竞争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关键领域，并采取了“攻防兼具”的策略手段对华展开科技竞争、围堵与遏制政策，这使得中国在科技领域面临着重大而长期的挑战。

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挑战，中国既要充分重视，也要看到该战略的推进亦存在多重困境。中国对该战略的科学评估与有效应对是制约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从安全层面来讲，美国加大了在中国周边的军力部署，甚至为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做了预防性准备，但需要认识到美国政府并不愿陷入到与一个新兴崛起强国的战略冲突之中。因而，拜登政府将“负责任竞争”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一个必备要素，试图为双边竞争关系设置边界与护栏。作为一个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新兴国家，中国显然也不希望因为冲突与动荡而令复兴进程受挫。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都有着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管控竞争与分歧的共同意愿。从经济层面来说，美国认识到中国已经深入融合进国际经贸体系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潜力与巨大市场吸引力已成为与美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最有力工具。尽管美国政府试图在经济层面迟滞中国发展，包括鼓吹所谓的经济“去风险”、强化对华安全压力迫使中国将更多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安全领域，但美国也认识到其作用与效力的有限性。因而，美国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政治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美国尽管在铺陈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话语叙事，但鉴于美国自身民主制度弊端的突显、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冷战分裂历史的惨痛回忆与警惕，以及中国在加强政治安全等领域的应对措施，这种搞意识形态竞争与对抗的做法既不得人心，更难以如愿。从外交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外交投入，尤其是有意识地弥补了外交短板（如增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更有针对性地与中国展开地区影响力竞争。美国还加快将域外力量引入“印太”地区的政策步伐。这些事实说明中美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争取与团结第三方力量，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鉴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这赋予了中国一定的比较优势。从科技层面来说，美国通过搞技术联盟、关键产业链供应链联盟等方式来实现其对华高科技“脱钩”，关键供应链“去中国化”等目标，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鉴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路径依赖、中国所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创新体系，美国通过高科技领域的遏制打压来牵制中国发展的目标也不易实现。因而，中国完全有信心、有底气去面对和应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挑战。

当然，信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于对问题与挑战的清醒认知，来自于科学的战略指引与有效精准的政策应对。中国应充分认知“印太战略”的内涵、实质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并在应对过程中做到战略与策略的统一：从战略层面来讲，中国外交应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指引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行动指南与根本遵循，明确中国外交的目标、立场与方法，增强中国外交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与塑造力，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理念与政策的支持。从策略方式上讲，中国既需要从全球层面谋篇布局，又需要加强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同时还需要保持与加大对美外交力度。更紧要的是，中国需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与能力，为应对美国“印太战略”提供坚实的国内基础。在此进程中，中国的各类市场主体将承受世界变局而带来的风险挑战，但同时也将承载着更多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中国的市场主体必须要将微观层面的企业发展、中观层面的国家战略以及宏观层面的国际环境变化统筹考虑才有可能转危为机，化蛹成蝶，创造新时代新征程上新的发展机遇，书写中国企业新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