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拉丁美洲已经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中拉不断密切的高层往来、日益蓬勃的经贸合作等，都昭示着二者在彼此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仅仅30多年前，中国与拉美还是相互陌生的国度，除古巴外，中拉双方的交往仅限于常规的外交往来，对彼此缺乏了解。而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拉美也成长为全球新兴经济体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并逐渐摆脱其在国际事务的“边缘性”角色，以更为独立的姿态、更加积极的态度登上国际舞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原材料、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配置，经济贸易领域巨大的互补潜力使得中拉超越遥远的地理距离，对彼此投注的兴趣、精力日益增加。
从贸易伙伴到命运共同体
2003年以来，中国与拉美经济双双驶入快速增长轨道，带动双边贸易的“爆炸式增长”。2003年，中拉进出口总额为268亿美元，至2013年，中拉贸易总量已攀升至2616亿美元，短短11年间增长了8.76倍。中国已经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莫雷诺预测，中国将在2017年之前成为拉美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拉美也是中国重要的能矿产品、农产品等原材料进口来源地，在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上占有愈发重要的位置。
中拉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带来投资领域的积极合作。2004年，中国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为17.6亿美元，但其中有16.72亿美元流向避税地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真正投在拉美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仅为0.88亿美元。到2013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43.6亿美元，除去投向以上两岛的124.8亿美元，中国当年投向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8.8亿美元，是2003年的21.4倍。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存量也由2000年初的1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861亿美元。拉美已经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中国则是拉美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在投资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中拉投资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除传统的能源矿产领域，中拉还在航天航空、现代农业、金融投资等产业积极开展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拉合作的新亮点。
突飞猛进的贸易、投资合作加速了中拉经济联动的步伐。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测算，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带动拉美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拉美，并宣布中国对拉外交政策，10年内力争实现中拉贸易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投资存量达到2500亿美元，正式实施200亿美元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中方为拉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全面启动中拉合作基金并承诺出资50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在其国际经贸版图上的地位予以更多重视，拉美也期望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增加对中国出口，同时吸引中国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增长。
同一时期，中拉政治、外交关系全面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拉美5个主要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秘鲁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哥斯达黎加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习近平访拉期间，中拉决定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且于2015年1月在北京成功举办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以中国—拉共体论坛的正式成立为标志，中国与拉美建立起了由双边国家关系和整体合作机制共同支撑的对话与合作框架。
中拉命运共同体，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相互联动，更深层面的含义在于中拉全方位利益的交织相融和过去、当下及未来命运的同起同落。在迅速增长的经贸合作体量和稳定向前的政治外交对话之外，中拉同为日益崛起的新兴国家/地区，都致力于推动国际格局的民主化与多极化，竭力争取在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规则制定机制中的话语权。历史上，中拉都拥有古文明时代的灿烂辉煌，也都遭遇过别国入侵的惨痛。而今，在实现各自民族复兴、发展自强的道路上，中拉共同面对动荡不安、曲折演进的国际格局，也同时遭遇国内经济增长压力增大、社会政治多重矛盾凸显的复杂挑战。顺利趟过发展激流、平稳度过改革攻坚期，不仅需要双方各自施展智慧，更需要二者在治国理政经验上的相互学习借鉴。从另一角度而言，中拉相距遥远，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的地缘利益冲突，彼此互为优良的合作伙伴。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正当其时。
机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合作，尤其是中国对拉美的投资活动，拥有更多的历史机遇。
首先，中拉更为重视彼此地位，合作规划更为清晰明朗。2008年11月，中国首次发布《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政策目标以及中国与拉美各领域合作的指导原则。此后6年之间，中国与拉美贸易、投资、政治对话、社会人文交流等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就任后第二次访问拉美，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对拉美的政策主张，提出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并倡议中拉共同构建“1+3+6”合作新框架，提高中拉合作水平，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更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中国对其经济发展的襄助作用，中国的巨大市场、充足资金以及先进技术为拉美所需要，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已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哥伦比亚—中国自贸协定也在研究进程中，拉美对与中国进行经贸合作态度更为积极。
第二，新形势下，中拉合作基础—优势互补内涵更为充实。中拉之间的优势互补，不仅表现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差异与互补：拉美富于能源、矿产、农产品，中国则面临发展进程中的资源约束，对拉美各种原材料存在持续市场需求，中国的工业制成品也为拉美市场所需要。在中拉双双进入经济结构深度调整期的背景下，这种优势互补还表现在因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变而拓宽的相互需求。中国过去长期的高速增长多依赖外贸出口与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不足，3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均衡。而今，在外部市场疲软、国内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中国正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拉美的经济增长则长期依赖国内消费，投资率不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多年来被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繁荣所掩盖的制造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逐渐凸显。中国需要向外转移产能，拉美需要提升自身制造业实力，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中国富于外汇储备，需要实现投资方向多元化，同时在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备成熟经验与明显的成本优势，拉美则需解决国际融资困难及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等问题。中拉经济的互补性，催生了二者在投资、金融等领域进行合作的市场需求，而这种需求恰恰是中拉进行可持续经济合作的最大动力所在。
第三，拉美多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中拉经济合作开辟新空间。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拉美多国推出改革计划。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成功修改宪法，在国内推行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系统在内的能源改革方案，放开国家对能源的绝对垄断，意在引进外资特别是私人投资，提高能源生产效率。古巴设立马里埃尔特区，推动国内经济转型，并出台关于外国投资的118号法令，给予外国投资者关税豁免和补贴。为增加就业，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巴西罗塞夫政府出台“加速增长计划”，计划至2016年共投资1.9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改革计划的实施，能够为中国企业投资拉美创造便利条件和优惠机会，是中国对拉美投资的难得机遇。
挑战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中拉经济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中国与拉美进入经济调整期，短期经济增长放缓已成定势。由于外部市场持续疲软、本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中拉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为7%左右，对拉美原材料、大宗商品需求有所下降。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等国经济增长形势堪忧：据IMF预测，2015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1%，委内瑞拉经济更是将收缩7%以上。同时，拉美国家还面临通货膨胀率高企、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升值预期增强，中拉双方都面临资本外流的压力，尤其是巴西等拉美国家陷入刺激经济增长和加息防止资本外逃的两难境地，短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其次，拉美社会部分群体对中拉经济合作仍有误解、疑虑。贸易方面，部分拉美人士担心中国制成品抢占本国、国际市场，加重拉美“去工业化”趋势，巴西、阿根廷等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频频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制裁。投资方面，由于中国对拉美的已有投资多分布于石油、天然气、矿产开采等领域，且多数为国企投资，私人投资较少，拉美社会担心本国战略资产落于中国政府之手，认为“中国在巴投资并未有效促进就业，也未能推动巴出口增长”。巴西著名经济学家、曾担任卢拉总统顾问的内托于2010年在接受《圣保罗州报》采访时说，巴西政府允许中国像“买下”非洲一样“买下”巴西，实属目光短浅。巴西钢铁公司（CSN）首席执行官兼圣保罗工业联合会（Fiesp）主席本杰明•斯特恩布里奇也曾向政府建言“限制中国对巴西投资，尤其遏制中资企业对巴西国内矿产、土地等战略领域的收购热潮”。
第三，中资企业投资拉美仍需“做功课”。过去10年间，为响应国家“走出去”号召，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纷纷投资海外，拉美也成为中资主要流入目的地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对拉美的了解，企业往往未充分评估经营条件与风险，仅凭“想当然”就贸然进入，造成一定损失。以中国铁建牵头竞标墨西哥高铁项目为例，由于缺乏对墨西哥政治风险的有效评估，原本中标的项目被墨政府宣布无效，给企业和国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损失。并且，部分中资企业仍沿用旧有投资、经营观念，维持在本国或在非洲的投资经营模式，忽略拉美国家较为严格的劳工、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以致投资项目被拉美国家叫停，造成严重的资产损失。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充分认知双方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及面对挑战的基础上，实现政治、经济、战略合作“三位一体”的紧密啮合。
政治上，相互尊重是前提，双方高层的重视、规划与引领不可或缺。中国与拉美意识形态、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双方了解与合作的历史积淀较为薄弱，因此，构建以尊重彼此差异为基础、为中拉合作提供方向性指引的机制化、常规化的双多边高层对话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上，中拉经贸合作已步入“深水区”，应以高层规划提出的重点合作领域为主线，落实已达成的双边自贸协定、合作基金等制度安排，切实解决彼此利益关切，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战略上，中拉应清晰认识到对方在各自国际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坚持以长远眼光看待双方关系，同时继续在台湾、马岛等事关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在处理与台湾“建交”国的关系时，中国应将其纳入到中国-拉共体论坛等多边合作机制中，借助中拉整体合作框架来实现与这些国家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需要中国与拉美始终坚持互信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携手共进，把握时代机遇，共同应对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