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将再制造化战略的投资重点设定为新兴技术产业领域，将旨在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技术、关键使能技术、生态型产品、可持续的建筑材料、清洁运输工具、智能电网等设定为6大优先领域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法国等）为应对产业内分工、新兴经济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而造成国内“产业空洞化”的压力，纷纷制订并出台了“再制造化”战略。发达国家再制造化战略的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在制造业优势环节的竞争力，创造更具附加值的新兴产业，主要策略包括加强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融资环境、鼓励研发、支持出口、招商引资等。其中，改善融资环境，尤其是明确提出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对于我国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影响巨大。
战略新兴产业由于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等特点，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更在2010年明确提出要逐步使战略新兴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设立了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达到15%左右的数量目标。
但发达国家开始实施再制造化政策后，与我国在这一新兴领域内的新一轮争夺将更加激烈，不可避免地将会影响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进程。本文希望通过梳理以欧盟经济体或欧盟主要国家为例的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政策调整的动机及调整后形成的产业环境新特点，结合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产业政策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政策调整背景
战后欧盟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份额下降，第三产业份额上升，其中，工业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下降幅度大于第二产业总体。对比欧盟27国2011年与1995年工业及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数据，按部门增加值统计，下降幅度均为3.8%；按部门就业量统计，下降幅度分别为5.6%和5.1%。数据表现的直接原因是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下降较缓，甚至偶有增长。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生产率或需求收入弹性间存在差异，前者生产率较高而需求收入弹性较低，通常会出现此类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加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发达经济体更加侧重发展服务型经济，倾向于将制造业部分环节外包给新兴经济体。
然而，金融危机的发生，欧盟成员国国内需求不振对比出口的显著贡献，彻底改变了其对工业的看法。其中，工业出口产值达到出口总值80%的突出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明。欧盟委员会随后于2012年明确提出，至2020年将欧盟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6%提升至20%；2013年，提出“取向知识驱动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大量的研发投入、高速增长的生产率，更是成为经济实体中重要创新来源，最终直接形成重视制造业的普遍认识。
相比较制造业增速迅猛的新兴经济体，欧盟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表现甚佳。欧盟在大量高技术密集产业中存在竞争优势，处于制造业价值链高端，且出口价值增值中来源于国内的比例较高。为避免进入高生产率-低就业率-低成本-低价格的不利态势，欧盟制造业加大与服务业的融合，以提供高级服务产品获取更多收益。而制造品与服务的紧密融合，显著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使欧盟在战后形成的服务型主导的经济结构中顺利获得提升。以欧盟2011年数据为例，仅计算服务出口额，占总出口额33%；若加入出口制造品的服务，所占比重增值57%。这些均成为欧盟制造业提升的有利因素。
但与美、日相比，欧盟的制造业在某些方面尚存在不足。例如，高技术密集产业竞争力、研发密度要弱于美、日，不擅长进行应用创新等。
政策重点及我国战略新兴产业成就
欧盟将工业尤其是制造业视为经济复苏的重点，开展多项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欧盟制定的一系列“再制造化”战略都遵循聚焦于高附加值环节而形成的宽泛型制造业基础。
聚焦已有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低成本不能成为欧盟的竞争优势，依靠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的服务及知识价值、形成差异化优势，是欧盟再制造化战略的目标。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萎靡不振，中国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低速增长，而德国却于2011年，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创造了“德国奇迹”。不得不承认，德国加大对汽车、精密仪器等高端产品的投入生产，始终保持较高工业创新投入，作用非凡。
而这种聚焦，不是在少数行业，而是宽泛的、涉及所有行业中。即产业政策的重点不是淘汰哪些行业，而是开发所有行业的高价值环节。
鉴于已外包制造业回迁的低效率，欧盟将再制造化战略的投资重点设定为新兴技术产业领域，与我国界定的“战略新兴产业”重合程度较高。例如，欧盟设定将旨在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技术、关键环节技术、生态型产品、可持续的建筑材料、清洁运输工具、智能电网等设定为6大优先领域。德国的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涉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转型、数字革命、安全及保健等5大领域。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工业与信息化融合优势凸显。2015年5月，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共性技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同年6月，国务院《“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平台作用，引导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集聚，推动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变革。”以2014年数据为例，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20个重点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收入达16.3万亿元，实现利润近1.2万亿元，增速13.7%和17.6%。
结论及启示
基于以上对欧盟再制造业政策调整及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梳理，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与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虽然较传统产业而言，战略新兴产业技术更具突破创新性，但很多领域依然需要传统科技的支撑。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已有的科技积累，可以为我国带来更多的创新协助。鉴于对领先技术市场的争夺，实体企业间的国际合作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高校及科研院所间的科技交流一般广受欢迎。并且，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更成熟的消费认识，也要求国外企业必须进行大量中国本土化改进，从而产生科技合作的意愿。
为促成这种大范围的高水平科技交流，可在进行公派留学推荐专业中向战略新兴产业所在的科研领域倾斜。当然，后续的人才回流吸纳政策、技术成果的消化吸收及市场创新等政策也必须随之建立健全并实施，从而避免出现类似汽车产业的困境。
2.严格控制战略新兴产业的资产泡沫趋势，引导其向制造服务业扩展
由于我国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多项扶持优惠政策，可以预见未来其健康发展的美好前景。基于企业逐利的特征，多数企业有涉入高回报率行业的倾向，例如金融、保险、房地产等，从而导致资产泡沫化，降低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而促进企业向制造服务业发展，不但能为企业带来更高收益，还能增加就业，提高战略新兴产业的市场空间。
可在相关扶持政策中，鼓励企业发展与主业相关的制造服务业，从而保证行业的稳定健康成长。这同时也是新兴产业市场化的必经之路。
3.加强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提升传统工业的价值空间
工业的健康发展，不应也无法仅依靠少数优势产业，而应是整体产业的协调发展。鉴于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型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我国非战略新兴产业的转型升级也同样重要。
可在重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同时，鼓励与其他相关产业的协同创新，从而获得工业的整体健康成长。
以上建议仅为一些初步思考，尚未进行严谨且广泛的实证，依然存在诸多疑问及欠妥之处。例如，欧盟政策实施至今出现哪些针对新兴经济体的新调整动向？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与欧盟制造业优先领域的发展基础及路径是否存在本质差异？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制造业服务业融合有哪些独特之处？等等，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新兴产业市场的争夺、新兴科技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美欧主导的TPP、TTIP等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将给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大障碍。谨慎、精准地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提供更多保障。
【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国产业生态体系进化机理研究》，项目编号71172004），北京服装学院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项目（《发达国家再制造化战略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4AL-54）
【参考文献】
[1]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Europea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 Commissionstaff working document SWD(2013)347 final, Luxemburg.
[2] 张建平.欧盟“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启示[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6, 02: 80~84.
[3] 张晓强.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J]. 宏观经济管理, 2015, 08: 6~7.
[4] 刘媛媛,朱鹤.德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对欧盟的影响研究[J]. 工业经济论坛, 2015, 05: 52~63.
（作者：北京服装学院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