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事件，让人们将目光聚焦耕地重金属污染。数据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并且呈现不断加剧趋势。
7月以来，广东因成为国内首个公开省内局地土壤污染数据的省份而备受关注，这些数据显示的污染程度令世人震惊——珠三角地区28%的土壤重金属超标。根据广东省农业厅披露，珠三角地区28%土壤重金属超标，汞超标最高，佛山南海、江门新会、广州白云比较重，大概超标过50%。农业厅从2002年开始调查，土壤重金属超标中汞超标程度最重，其次就是镉和砷。
而由湖南镉超标大米事件，人们发现湖南大量耕地早已遭受重金属污染。据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2011年10月曾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环保部文件显示，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
污染在哪里
中国第一次对土壤污染进行普查始于2006年，这一年，环保部和国土部联手做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调查于2010年底已“组织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总报告和专题报告”，但其结果至今“守口如瓶”。
据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调查，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
朱永官告诉记者，从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可以看出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朱永官同时表示，研究证实，镉、汞等重金属元素与人类污染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元素在土壤表层明显富集并与人口密集区、工矿业区存在密切相关性。
环保部2006-2010年组织开展的土壤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局部或区域性土壤环境质量下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业内专家指出，随着产业转移，原本重金属污染只是零星分布的西北地区也开始面临威胁。
在7月24日召开的“2013年中国国际重金属污染防治与土壤修复技术交流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主任周宏春介绍了重金属污染的分布规律。
随后，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周宏春表示重金属污染的集中地区有一定的分布规律。他说：“第一大类是存在有色金属矿山的地方，重金属污染的背景值本来就高，我国重金属污染最为集中的地方包括湖南、江西以及西北地区的陕西等地”。
“第二大类是再生金属加工企业园区分布的地方，可能会有”，周宏春说，目前有些再生金属加工企业，产业链完整，技术先进。但问题在于，无论企业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水平，总会排放污染物，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影响。
周宏春表示，第三大类是农业灌溉密集区。“无论是大气污染，还是水污染，最终的归属是土壤。”而第四大类是交通干线旁边、电厂附近等地，有可能有重金属污染。
“我国有没有重金属污染的数据？有没有土壤污染的数据？有。”周宏春说，不公布是有原因的，一是取样点的密度问题，不具有代表性；二是样本本身的检测结果也不具有代表性。
在湖南调研完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后，周宏春表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经有了规划，也投入不少资金，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还有待时日。此前有报道称，湖南13%土地遭重金属污染，湘江镉超标达1800倍。
在此前的交流大会上，环境保护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嘉陵介绍，目前，环保部门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包括铅、汞、镉、铬和类金属砷。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被列为重点防控区域。
根据《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被列为重金属污染防治任务较重省（区）的有14个，包括湖南、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四川、陕西、广东、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等。
张嘉陵介绍，环保部依据重金属产业集中程度和区域环境质量状况，已划定了138个重点区域，并圈定产生量和排放量较大,具有潜在环境危害风险的企业有4452家。如云南省被列为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省份之一。在全国138个重点防控区域中，有11个在云南，4452家重点企业中有358家在云南。
重点治理的行业主要有5类，包括重有色金属矿（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皮革及其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
周宏春告诉记者，这项治理总耗资将达到750亿元。其目标是到2015年，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2007年减少15%，非重点区域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水平。
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复显得更加困难。更何况，“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未知”, 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张维理表示，首先，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的程度、污染元素种类、污染面积均是未知；其次，我们的修复目标到底如何？怎样才算修复好？是达到国家规定的土壤二级标准？还是说仅仅达到农作物的重金属限量值？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导致污染原因、种类、范围和程度也成为盲点，防治措施也相应缺乏针对性。
据悉，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这点钱，来修复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塞牙缝都不够！”一位业内人士说道。
水稻“解毒”土壤
在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看来，“污染太重了，就可以用洗土壤、换客土；如果是中度污染，就可以用植物修复的办法；而对于轻度土壤重金属污染，可以采用有效的水分管理和土壤修复剂进行控制来让稻米达标”。
陈能场所说的植物修复，正是他看到部分水稻品种能吸收重金属镉的特性所找出的能将土壤“体内”的“毒素”排出来的方法。
采访中陈能场告诉记者，日本对重金属超标的土壤主要采取了“换客土”加以治理，即直接用外地无污染的土壤置换。除此，对轻度污染的土壤，日本采用有效的水分管理，即在水稻抽穗前后3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水层，使镉和土壤中的硫形成硫化镉，而硫化镉是一个很难溶的物质，不容易被水稻吸收。
虽然多种方法可以“治疗”被污染的土壤，但成本等各方面是无法周全的。比如说，换客土的特点是见效快，过程慢，成本高，但日本换863公顷的土壤花了33年和407亿日元(约合25.2亿元人民币)。
陈能场选择了广东韶关一个叫上坝的村庄，这里18年间有250人因重金属污染死于癌症，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了离开家乡。他一开始考虑试种玉米、油菜，看能不能把重金属提取出来。做了几年，陈能场发现这些方法并不是很成功。“种玉米，这里的土壤太酸，加之多种重金属污染的存在，根本就长不起来，油菜也长不太好。而且由于这里种的是两季稻，油菜跟早稻的种植季节会冲突”。
慢慢地，陈能场将实验品从玉米、油菜转向一个能够大量吸收重金属的水稻品种长香谷。在对20个早稻品种以及50个晚稻品种进行了试验之后，结果显示：不同品种的水稻，对重金属的吸收能力有很大差别。最终，他在上坝村制定了一个轮作模式：早稻筛选吸收镉的能力弱的品种，同时添加土壤修复剂，这样种出来的稻米基本安全，农户可以吃；晚稻就选用吸收能力强的长香谷，把重金属提取出来。
长香谷收割之后的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回收处理。他告诉记者：“这种稻谷当然不可能进入食物链，我们可以开发工业酒精，或者直接燃烧，回收重金属。如果量大，可以开发生物质能源。”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生物质能中心就是陈能场找到的一个下家，他们从事生物质能、固体废物利用应用基础研究及开发工作。
“洗净”土壤污染
东大沟是甘肃白银市东郊的一条排污泄洪沟，总长38公里，主要汇集了白银公司、银光公司等工业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这条不起眼的小沟是黄河上游最大的重金属污染源，曾经每年有3000余万吨含有重金属的污水通过这里排入黄河。
北京大学的监测显示，东大沟河道底泥100厘米深度范围内的镉污染物超过背景值的1400-2200倍，汞污染物超过背景值的1200-2000倍，潜在生态危害系数远远高于“极度生态危害”阙值，在水量较大或者遭遇洪水时极易引发黄河重金属污染事故。
“东大沟已经累积了几十年的重金属污染层”，爱土工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土公司）副总经理段建宏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们采用固化稳定化处理技术，先将底泥、废渣等进行清理，然后将其中的石块和沙土进行筛分和破碎”。
将污染物破碎均匀后，根据不同的重金属污染浓度，运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将土壤和底泥中的有毒重金属固定起来，或者将重金属转化成化学性质不活泼的形态，阻止其在环境中迁移、扩散，进而降低重金属的毒害程度，然后在经过治理的土壤上植树，进行植物修复，完成整个治理流程。
爱土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污染场地修复、农田土壤修复以及农业生态领域投资的环保企业，东大沟重金属污染治理是其参与的众多土壤修复项目之一。
近年来，爱土公司先后参与了天津农田重金属（铅、镉）污染修复、湖南湘阴农田重金属镉污染修复、东大沟流域农田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治理项目，并联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主研发了针对不同污染源的创新技术和土壤污染解决方案。
段建宏介绍，目前重金属污染治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改变重金属的存在状态，降低其活性，使其钝化，脱离食物链，减小其毒性；二是利用特殊植物吸收土壤中的重金属，然后将该植物除去或用工程技术将重金属变为可溶态、游离态，再经过淋洗，然后收集淋洗液中的重金属，从而达到回收重金属和减少土壤中重金属的双重目的。
在段建宏看来，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治理的行业标准也不明确。记者了解到，东大沟正在进行的这个示范工程，确定了治理指标，即底泥中重金属的浸出浓度低于一般工业固废的入场标准，但这仅仅是单个项目的标准，须尽快建立国家统一的标准来规范行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