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随着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两党就美债达成一致，这场从5月16日开始发酵，随后引发各界对美债短期违约风险强烈关注的焦点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但是，两党达成的协议只是将风险暂缓而非根除，“治标不治本”，美债违约风险仍将长期存在。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人，中国应当从本次美国解决债务“拖、博、堵三字诀”中得到充分警示，标本兼治防范美债违约，确保外汇资产安全。
一、本次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典型做法
从今年5月16日美国债务规模触及上限引发违约风险，到8月2日大限前一天两党就债务上限提高协议达成使得美债短期违约风险暂时消除，这一围绕美债引发的担忧持续了两个半月时间。回顾这一过程，美国政府在解决债务问题方面所体现出的思维和做法需引起重视。
一是“拖字诀”——国内问题国际化。正如索罗斯所言，美债务僵局纯属作秀，在大限来临之前就债务上限达成妥协将是必然结局。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分析来看，美国将债务解决过程长期化，其中必然有经济上的考虑。
众所周知，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充分融合的背景下，一国国内经济问题很容易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而且，如果该国经济实力越强、金融市场越发达，则其扩散效果和影响程度就会越显著。例如，希腊、西班牙等国家的债务问题，不仅仅成为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掣肘，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显著不确定性因素。对于美国债务而言，其本质上是美国国内问题，但在本次解决过程中所经历的无休止谈判和拖延中，渐渐变为一个国际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了极大关注，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货币市场都受到显著影响。
正是通过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美国经济增长将从中获益。在这一漫长解决过程中，各经济体由于对美元前景不乐观，进而造成了美元持续贬值状态的出现。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元指数在5月开始到7月底总体呈现波动下行态势，5月16日为70.1436，到7月29日为68.5383，而在债务上限提高协议达成后，则呈现上升态势。同期，日元、瑞士法郎等出现升值情况。美元贬值意味着美国出口产品更具价格优势，利于扩大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正是由于维持美元的总体贬值趋势，今年以来美国出口增速一季度为7.9%，二季度为6.0%，远高于GDP1.8%和1.3%的增幅，且出口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二是“博字诀”——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债务上限问题提高在历史上绝不是第一次，实际上自1962年3月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4次提高了债务上限。即使考虑金融危机以来的情景，2008-2010年，美国国会也分别3次上调国债上限到10.61万亿美元、12.10万亿美元和14.29万亿美元。为何单单本次上调债务上限如此波折呢？主要原因在于本次上限提高加入了更多政治因素的考虑，两党都在为2012年总统大选争取选票。
一方面，如果共和党同意大幅提高债务上限，实则为奥巴马政府连任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阻扰上限提高导致债务违约实则也是葬送了共和党竞选机会。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为提高选民支持，必须要确保经济运行态势良好，这就必然需要资金支持，债务上限提高是其短期内获得支持的有效手段。因此，两党政治上的意图造成了这一原本属于经济领域问题性质发生嬗变，成为两党利率博弈的工具和平台，而最终受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民众，而是全球范围都受到波及。
三是“堵字诀”——短期风险长期化。根据两党最后达成的协议，当前债务上限立即提高9000亿美元，未来将进一步提高1.2万亿美元或者1.5万亿美元，虽然协议中也包括了削减赤字的硬性约束，未来10年内赤字缩减的规模将达到2.1万亿美元或者2.4万亿美元。但是，这无法掩盖美国债务问题以“堵”为主，拖延短期暴漏风险，而将其长期化的思路。治标不治本，长期违约风险需要高度关注。债务上限从最初的3000亿美元，到如今的15.19万亿美元，提高了近50倍；奥巴马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国债总额从10.627万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14.613万亿美元，增长近4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债务占GDP比重在2010年也达到62.14%高位，赤字占比也不断提升。因此，在美国当前经济增长仍偏悲观、政府削减赤字动力严重不足的约束下，以“堵”为主、不断提升债务上限，将是美国对待债务问题的最可能选择。由此，这一治标不治本的策略，必然使得美债违约风险长期存在，且逐渐强化。
二、美国债务问题对我国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来看，美国债务问题解决过程中将突出地呈现出国际化、政治化和长期化的发展态势，由此造成美债风险可能长期持续并不断强化。作为外汇储备全球第一、美债持有规模居首的我国而言，其将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
一是增大我国既持美国国债损失可能。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在国外持有的45140亿美元美国国债中，我国共持有11598亿美元，占全部比例的25.7%，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较第二名日本高出2474亿美元。持有美国债务的出发点源于收益考虑，但目前10年期财政部债券的收益率仅有3%，而美国7月CPI已高达3.6%，因此，美债实际收益已为负值。但在收益下降的同时，伴随不断增长的债务规模和不断加大的偿债压力，美债风险却在上升。如果美债一旦出现违约，则遭受最大打击的必然是我国。伴随美国债务风险的长期化，其就像悬在我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二是增大美元资产长期贬值风险。截至2011年6月末，我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高达31975亿美元，而在这巨额外汇储备中，美元及美元资产占到60%以上。如果美国债务风险积聚，新发行债券难以成功，则最后只能由美联储购买国债，此举等于是进一步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开始类似于本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践，不断用通货膨胀的方法稀释债务。在这种状况下，美元的购买力将不断下降。在我国外汇资产配置以美元资产为主的背景下，此类资产安全容易出现较大损失可能。
三是造成我国更容易被美债“绑架”。一方面，我国目前庞大的外汇储备“存量”和源源不断的“流量”使得巨额外汇需要合理的配置渠道，在目前日元、欧元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券或者风险加大或者流动性不足或者规模有限的背景下，美债仍是我国资产配置中的重要考量和无奈选择。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已经配置大量美元资产的背景下，我国已经与美债风险息息相关，一损俱损，而且这种相关程度逐年增强。因此，如果美债出现难以发行局面，为维护资产安全，我国可能会迫不得已购买新发债券，防止出现违约带来更大损失，由此，我国将一步步被美债所“绑架”，丧失资产配置的主动性。
四是增加国内经济运行不确定性。通过债权债务关系，目前美国已“无意识”地将其与全球经济紧紧绑定。世界经济不仅要盯住美国表现，世界金融市场也要紧盯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务市场变化。在金融市场高度融合的背景下，美国债务问题的走向也会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美国为防止债务违约所采用的借新还旧做法，实质上是向市场投放大量流动性，这一举措将使得以按美元计价的商品，如黄金、原油、铜、铁矿石，价格迅速上升，从而增加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出现债务违约，美国经济遭受打击将无可避免，鉴于美国经济在世界中的地位，其会通过贸易、投资等方面，传导到我国实体经济当中来，造成我国FDI的大量流出、外贸需求的下降，增加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因此，在美债违约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被动侵扰”可能也在增加。
三、标本兼治对待美债违约可能影响
当前来看，即使在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后，美国债务短期风险基本可控，但是长期风险的集聚却在增加。尤其要注意的是，支持美国债务不可能违约的重要论据之一，是美国不可能坐视或者说“主动”失去其主导地位；但问题的关键是，随着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推进，美国“被动”失去主导地位的可能是存在的。这时候，再阔谈美债不会违约就难以立足。当然，即使是美国债务不出现违约，其目前风险也不得不去重视。对于我国而言，更是要提早预防，标本兼治。
（一）优化外汇资产的配置是短期治标之策
对待美国债务风险需要标本兼治，短期以治标为主，以此为基础推动治本之策的开展。
一是推动储备资产币种的多元化。要避免美元资产和美债规模比重过大“绑架”我国外汇资产配置主动性的局面，就是要适当加大日元、欧元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等国货币资产的配置。以当前困扰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为例，目前各欧元区国债收益率处于较高水平，可以在风险控制措施完善的前提下，选择合适时机进行适度的此类资产配置。再比如，考虑到新兴经济体比如韩国、新加坡等以及金砖国家良好的发展前景，其相应币种资产也可以适当提高配置比重。
二是推动储备资产类别的多元化。我国外汇储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大部分投资于固定收益领域，鲜有股权投资和基金类投资等，即使是固定收益也是收益率非常低的国债为主。在当前通胀背景下，国债实际收益率可能将变为负值，达不到增值保值的目的。中国外储存量已经超过了适度规模，拿出一部分进行相对高风险的投资未尝不可。在我国储备相对不足时，注重安全性确有必要。但在外储存量已超过适度规模，拿出一部分进行相对高风险的投资未尝不可。因此，未来外汇储备资产的产品配置，可以适当考虑提高股权类投资的比重，可以购买海外股市的指数基金，在固定收益类债券方面，也可以在把握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参与市政债、高收益债券等收益相对较高品种的配置。
三是适当增加黄金配置。按照惯常思维，黄金不能带来利息收入，且需要较高管理费用，因此不太适宜作为储备资产。但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迭创新高的黄金其投资收益已远高于国债等资产。2009年11月印度曾以当时的高位1045美元每盎司购买200吨黄金，但今年黄金已经创下每盎司1822美元的新高，其账面收益已经超过70%。据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世界共有黄金储备30684.2吨，而我国仅有1054.1吨，占比仅为3.4%。考虑到当前发达经济体不断注入流动性所带来的全球通胀长期化现象，具有明显保值优势的黄金受到追捧。因此，可以在合适时机增加黄金资产的配置。
（二）实现外汇储备由被动监测到主动管理是长期治本之举
我国之所以会产生巨额的美国国债配置，根源在于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因此，长期来看，解决美债风险的关键之策在于消除外汇储备过快增长这一源头因素。
一是积极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推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也可以达到弱化外汇储备增长的效果。8月7日，李克强副总理提出要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范围扩大到全国，这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使得出口企业接受人民币而避免美元结算，从而抵消了外汇的增长效应。但是，这一过程中要注意扩大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企业范围，逐步提高国内企业定价权，避免人民币主要用于进口较少用于出口的“跛足”状况。
二是适时推动结汇售汇制改革。我国自1994年就开始施行强制结售汇制度，目前已经实施了17年。这期间，实施此类政策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由1994年1月的251.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6月的31974.9亿美元，由一个外汇严重不足国家变为储备规模世界第一、严重过剩的国家。这一制度的实行，既增加了我国外汇管理的难度，也导致国内货币被动投放，增大了通胀压力，因此，有必要适时推动此项制度改革，比如适当时机下可以考虑对居民用汇、投资、消费的完全开放，实行贸易项下意愿结售汇制度，赋予企业外汇需求“选择权”，同时，也要做好各类“热钱”的审查工作。
三是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在于升值预期的推动，在于我国汇率长期存在的单边升值倾向，这导致国外资本源源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进入境内。因此，为弱化外汇储备增长动能，当前来看应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打破人民币单边无风险升值预期，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此确保储备合理规模而非迅速膨胀。这一举措，也是从根本上解决美债长期风险的“釜底抽薪”之举。（作者单位：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