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变局中确保我国经济安全运行

世界大变局正处在深刻复杂演进中，经济格局方面，世界经济力量正趋东升西降，全球化遭遇逆流，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推动国际化大生产向本土化、区域化、多中心化发展；政治格局方面，现有国际秩序受到挑战，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愈来愈不得人心，俄乌冲突引发世界政治格局大动荡，美国意图通过联合国改革把俄罗斯踢出“五常”，法国、意大利右翼力量崛起，日本右翼借势中美竞争扩军强武，美欧推动亚太北约化，中华民族复兴遭到美欧严加防范和遏制；科技方面，世界科技正处于存量提升、孕育突破的平台期，一方面，存量科技的改进提升束缚了全球经济零和博弈困局，另一方面，尚处孕育中的科技大突破亦会随时重启世界经济格局，能源革命、类脑科学、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有望率先突破，引领新一波世界经济大发展。在这波谲云诡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大变局中，要积极防范诸多安全风险，确保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

大变局冲击我国经济安全

矿产资源安全。我国一些重要工业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如铁矿（对外依赖度近80%）、铜矿（占全球铜矿进口量40%以上）、铝土矿等，新能源产业所需原材料锂（对外依赖度达70%）、镍（对外依赖90%以上）、钴等。当前，某些矿物进口过于集中某个国家，尤其是亲美国家，比如铁矿石进口量的6成来自澳大利亚，2成来自巴西，这导致我国重要原材料进口容易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价值观同盟”。2022年6月，美和其伙伴加、澳、芬、瑞典、德、法、英、日、欧盟等联合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并拉拢其“矿产伙伴”跟中国脱钩，对此我国应保持警惕。2022年俄乌冲突中，美及其盟友对俄施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令俄罗斯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美财长耶伦、副国务卿舍曼甚至以对俄制裁为例威胁我国，干涉台湾统一，在美视华为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下，矿产进口集中于亲美国家，一旦有变，将危及我国整个产业安全。

粮食农产品安全。一是粮食进口风险。2022年俄乌冲突导致世界粮仓俄、乌（2021年两国小麦出口占全球3成，玉米占全球2成）粮食无法外售，世界粮价随之价格大涨，粮价风向标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涨幅一度超70%（创2008年以来新高），为求自保，白俄罗斯、匈牙利、土耳其、阿根廷等国相继出台粮食出口禁令，这使3成以上小麦进口俄乌的30多个国家出现了粮食危机。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人均483公斤，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均400公斤的安全警戒线，我国粮食进口1.6亿吨，占我们国内消费量的19%，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近几年，我国进口农产品主要是大豆、肉类和乳制品，这三类产品占到了农产品进口45%，其中，肉类和乳制品对外依赖低（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猪肉自给率保持在95%左右，牛羊肉自给率保持在85%左右，奶源自给率达到70%以上），而大豆对外依赖度高达80%以上，且集中于巴西、美国，2021年占总进口比分别为60.2%、33.5%，大变局下我国大豆存在较大风险敞口。二是粮种进口风险。2022年4月，因俄乌冲突，世界农资巨头德国拜耳公司（占全球种业市场份额20%）加入对俄制裁，宣布停止在俄和白俄“所有非必要业务”，用种子对俄制裁，而俄玉米、大豆、油菜、甜菜、向日葵、土豆等种子进口占其六成以上，且集中于法、德、美三国，俄被美及其西方盟友卡住粮食命门，令其部分农作物生产陷入困境。目前，我国主要粮种基本自给，对外依赖度低，抗国际风险能力强，据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副局长吴晓玲介绍，近年来，我国种业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水稻、小麦、大豆三大作物全部是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玉米国外选育的品种已降到10%，棉花国外品种已经不到5%。此外，蔬菜自主选育的品种也占到87%。另外，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种子安全战略有效实施。

产业链安全。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定义，无论是 “竞争、合作、对抗”， 还是“投资、结盟、竞争”，其实质都是对中国遏制打压。一是美国借政治议题打击我国产业链中低端。新疆为我国重要的棉花、光伏、风机等重要商品生产基地，自2021年以来，美联合西方国家炮制“强迫劳动”借口，抵制新疆棉、光伏组件、风机等产品，意图重创我国棉纺产业、新能源产业。二是美国以芯片为抓手打击我国产业链高端。2022年，美国拉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积极组建“芯片联盟”，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中要求企业禁在中国生产先进制程芯片、禁止我国使用其芯片设计软件，胁迫荷兰阿斯迈公司禁售高端光刻机，通过禁售我国高端芯片、阻止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两手并用，打击我国产业链高端。三是美主导其产业链去中国化。在地缘安全上，美国通过推动亚太北约化、与日、澳、印组建“四方安全联盟”、建立“蓝色太平洋伙伴”等威慑中国周边。在经济安全上，美国积极推动“价值观同盟”区域化生产、友岸外包产业链，意欲主导产业链去中国化，企图以“美+印”产业合作关系代替 “美+中”产业合作关系。

国际通道安全。2022年2月俄乌冲突暴发后，欧盟诸国随之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其港口，禁止俄罗斯、白俄罗斯运输公司在欧运营，禁止俄罗斯飞过其领空，立陶宛甚至一度违反与俄两国长期协议，关闭俄通往其飞地加里宁格勒的过境铁路，俄罗斯重要国际陆运、海运、空运通道被阻断。2022年9月，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被炸毁，俄罗斯重要国际能源通道被阻断。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国际通道为我国经济生命线，9成以上国际货物贸易经过海运，尤其是我国消费的7成石油、4成天然气依赖进口（我国能源自给率约80%，但油、气对外依赖大），而石油进口的80%和进出口物质的50%经过马六甲海峡。为破解马六甲困境，我国自2013年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海权和陆上丝绸之路为载体的陆权齐头并进，并推动建设中欧班列、泛亚铁路网，带动亚、欧、非通道一体化，现已基本形成以境内东部、中部、西部等三条通道、境外西伯利亚大陆桥和西1（过境俄罗斯的北方通道）、西2和西3（过境中亚、西亚的里海通道）等四条通道连通的中欧班列运行路线；能源通道方面，我国已建成东北中俄、西北中哈、西南中缅、沿海海运等四大能源通道，另有中巴能源通道正在推进中，国际能源通道也已形成多元化布局，有效缓解了马六甲困局。

金融安全。因2022年俄乌冲突，美联合欧盟对俄发起金融战，这是首次全球化背景下大国间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战，目标就是令俄金融系统崩溃，美俄对抗中，俄高招叠出，很快稳定了汇率，打了一场漂亮的卢布保卫战（见表1），本次美俄金融战对我国具有极强的警示和借鉴。警示一：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2021年底，我国外汇储备3.25万亿美元，我国全口径外债2.75万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对外部门报告》，2020年中国未经资本管控调节和经资本管控调节的外储充足率分别为95%、120%，在没资本管控情况下中国外储安全线4万亿美元，在资本管控情况下至少应在2.5万亿美元以上，因此当前的外储规模适当。但我国3.25万亿外储中，以美国债为主的证券占99.5%[5]，很容易被美国冻结在国外，俄罗斯3000亿美元外储被冻结海外对我国是个强警示。警示二：国际金融交易系统安全性。目前，全球贸易基本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完成银行间信息传输，一国银行系统若被踢出SWIFT系统，等同于与世界贸易隔离，2012年伊朗、2017年朝鲜、2022年俄罗斯等先后被排除SWIFT系统，对三国经济造成重创，被称为“金融核弹”。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额39.1万亿元,占GDP34.2% ,我国国际贸易基本靠SWIFT系统完成，若被禁用，经济必受重大冲击。俄罗斯被踢出系统后，启用了其2014年开发的本土版系统SPFS进行替代，伊朗也开发了“伊朗版SWIFT系统”SEPAM。2012年我国启动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2015年开始运行，截至2021年12月末，CIPS系统共有参与者1259家，其中直接参与者75家，间接参与者1184家，业务覆盖亚、欧、非、北美、南美、大洋洲等103个国家和地区，对SWIFT具有了一定替代，但相比SWIFT全球用户超11000家、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范围来说差距太大，无法真正实现替代。警示三：股市、债市、汇市的安全性。股市上看，2021年底，外资在证券市场对中国股权投资1.34万亿美元，债券投资0.82万亿美元，占比为3%至5%，占比不大，就算外资集体出逃，也只能通过有日配额限制的沪港通（每日额度520亿元）、深港通（每日额度520亿元），难以操控境内股市。债市上看，2021年底，境外投资者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债券3.68万亿元，持债占比4.41%，其中67%为国债，约2.45万亿，占我国国债余额11%，占比不大，风险可控。汇市上看，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波动率限制，加之我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必要时有实力干预国际投机性热钱，较之2022年俄罗斯因俄乌冲突受美欧制裁汇率腰斩，我国汇率潜在风险要小的多。警示四：国外资产安全性。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2021年底，我国负债端7.34万亿美元，显示欧美在华投资资产规模巨大；资产端9.32万亿美元，显示我国海外投资也很大，两者相较，我国海外净资产约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国际投资上相互深锁，若美欧以冻结、没收、撤出其海外资产等制裁俄罗斯手段对我国，双方均会承受重大损失。

应对大变局的政策建议

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政策开始重大调整，由全面接触转向全面遏制，拜登政府更是把我国看成“唯一的系统性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在多方面采取针对我国的对抗性战略，世界大变局中的美国力量尤应重视。

（一）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三大基石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应主动应对、顺势而为。一是应对全球化金融体系变局。俄乌冲突中美国把美元武器化，令美元国际信用严重受损，刺激多国努力推动去美元化，美元霸权地位动摇。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21年GDP世界占比18.5%），货物贸易全球第一（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具有作为国际货币的优势，我国应不失时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22年9月人民银行《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1年12月，人民币国际储备占比2.88% ，国际支付占比3.2%，相对较低，美元仍拥有绝对主导地位，无法与美元相抗衡。务实的做法是我国应努力推进人民币区域化，使之先成长为区域性货币，重点在上合组织、金砖组织、东盟10+3等组织框架下通过扩大本币交易、货币互换、区域储备支付货币篮子等措施逐渐成长为区域性主要货币或主导性货币。二是应对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变局。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引发跨国巨头推动生产基地由中国转向“中国+1”，2022年美国政府出于“遏华”动机积极拉拢欧盟产业链“去中国化”，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变局。在此形势下，一方面，我国应避免掉入价值观陷阱，积极破墙拆障，更加开放、更加深化与美、欧的经济合作，通过建设高效快捷的国际通道、日益庞大的国内市场、充足的能源资源供给、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吸引欧美企业用脚投票，如俄乌冲突中美欧与俄斗法，国际产业资本更趋流入我国。另一方面，我国应摆脱对一些亲美国家的过度依赖，使我国重要商品供给来源多元化，比如高科技产品芯片、农作物产品大豆、矿产品铁矿石等主要来自于美及亲美国家，一旦国际环境有变，很容易如俄罗斯一样，被美国及盟友“卡脖子”。为此，我国应加强与上合组织、金砖组织、非盟等国家的合作，保障我国初级产品供给安全。三是应对全球化大宗商品变局。当前，全球化大宗商品定价基于美元建立，美元霸权变局必将带来全球化大宗商品变局。一方面，我们要积极争取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权，我国每年要进口大量大宗商品，是国际市场上的主要买家，如铁矿石（占全球贸易量70%）、铝土矿、大豆（占世界贸易量60%），但定价权却掌握在美元主导的纽约金属交易所、伦敦金属交易所、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重要能源石油定价则以伦敦布伦特原油、纽约WTI原油报价为依据，2022年因美联储加息，美元持续升值，导致以美元定价为基础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涨，导致原材料进口国如中国、日本、德国等企业成本大增，我国应推进建立以人民币为基础的大宗商品定价体系，比如借势2022年沙特、伊朗、俄罗斯等产油大国去美元化，开展人民币石油交易，建立人民币石油现货交易市场，以牵引上海石油期货交易市场。另一方面，2022年，美国正推动建立“关键矿产伙伴”、欧盟正致力推出《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在当前美国力推“民主同盟”、“价值观同盟”国际背景下，我国应加强与重要矿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尤其是加强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组织内的合作，以保障我国大宗商品安全，尤其是镍、钴、锂、锰等关系到风机、光伏、电动汽车等绿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性矿产。

（二）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合作变局
当下，美国正企图基于价值观同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从特朗普政府《美加墨自贸协定》写入排除我国的“毒丸条款”，到拜登政府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同时，美国还拉拢欧盟国家与我国脱钩断链。俄乌冲突中，欧盟本作为世界一极，却失去战略自主，对俄政策全面倒向美国，在其能源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情况下，跟随美国与俄全面脱钩，令人警醒。为此，我国应重新审视当前国际经济合作格局，对应做出适当调整，在力争保持与美国竞合关系下，亲亚、助非、争欧、联南美、破岛链。

亲亚，助非、争欧，通过一带一路、中欧班列、泛亚铁路等建设形成亚欧非一体化，构建“亚、欧、非稳态三角形”经济合作大格局，在地缘上，亚欧非大陆板块基本相连，可以构建一体化的海陆国际大通道；在禀赋上，非洲矿产、能源、土地资源丰富，欧洲、亚洲则形成了以德国、中国为中心的两大制造业网络基地；在交流上，亚非欧自古就有丝绸之路相融相通，相亲相近。
亲亚，推动泛亚铁路建设，加强东盟10+3合作，尤其是把东南亚纳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助非，推动与非盟的合作，积极参与非洲铁路、港口、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欧洲、亚洲向非洲产业转移。争欧，欧亚大陆被地缘政治大师麦金德称为“世界岛”，欧亚一体对世界稳定至关重要，应加强中欧经济、科技合作，尽力争取欧洲战略自主，避免倒向美国主导的价值观同盟，争取与欧洲诸国共建欧亚命运共同体。联南美，南美是世界重要矿产国和粮仓，我国应联合南美左翼力量国家，加强与南美经济联系，尤其是通过金砖组织机制加强区域性合作。破岛链，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双边、多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气候变化、安全等方面实质性合作项目，破解美国对我国太平洋岛链围堵。

（三）主动应对全球大市场变局
疫情阻断了全球大市场的正常流通，俄乌冲突中欧盟自断与俄罗斯间区域大市场流通，由此导致的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生产链危机持续刺激着全球神经。与此同时，美国推动高科技产品对我国市场封锁，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跟随美国表态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全球化大市场、全球性大循环遇阻生变，我国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应对全球大市场变局。

1.增强国内主循环。增强国内主循环，要在增强国内大市场，要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国民收入。一是提升产业层级。把高端产业尽可能留在中国，比如大飞机、新能源汽车、医疗器械医药研制、工程机械等科技含量高、产业链长、利润高的现代产业，更多的高端产业方能提供更多的高薪职位。 提升传统产业水平，如在服装、化妆品、家俱等方面培育我国的世界性品牌、渠道、标准，推进智能化生产、数字化改造，把传统产业关键环节职位留在中国。培育区域性、世界性产业链链主企业，力争重要产业链自主可控。 二是提升劳动者技能。成长于网络时代的80后、90后年轻人已成为我国就业主力，他们接受数字化、智能化产业的职业知识强，为此，要加大年轻人现代职业技能培训，推进职业技能认证，以高技能保障高薪资，进而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另外，还要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保障水平，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础上增加项目，比如康养、文化服务等项目保障。三是增加西北、西南、东北等生产力布局。我国西北、西南、东北是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要加大三地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向能源基地转移，争取能源就地就近消化，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高薪酬的产业岗位。

2.建设区域性循环。受新冠疫情及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全球化大生产正在向区域性大生产演进，我国应基于区域性大生产形成区域性中循环。一是基于区域性自贸协定形成区域性中循环， 如基于RCEP、CPTTP协定，形成环太平洋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基于中欧投资协定，形成亚欧大陆区域性大市场循环。二是基于地区组织形成区域性中循环，如基于上合组织、金砖组织形成区域性中循环，制定组织统一的投资贸易规则，打造地区组织命运共同体。  

3.维护全球大循环。在当前美国推动脱钩断链的国际环境下，尽力维护WTO权威，积极参与世贸规则改革，坚决反对经济问题政治化。联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美洲联盟等区域组织，尽力维持当前基于世贸组织框架的全球贸易大循环运转。

（四）主动应对全球化创新网络变局
我国正逐渐成为创新大国，2022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升至第11位，5G通信、高铁技术已全球领先。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美国加强了对我科技创新阻遏，从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中对我发起科技战，打击华裔科学家、封锁我高科技公司、禁止我留学生赴美学习“S、T、E、M”专业等，到拜登政府切断我先进制程芯片、建立排华“芯片联盟”。在科技创新领域，美国积极推进并拉拢欧盟与我国脱钩断链，意图将我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之外。

为破其图谋，建议：一是建立中俄创新联盟。中、俄皆为世界科技创新大国，均受到美科技霸权欺压，均受到美高科技产品恶意封锁。我国应与俄罗斯建立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共享科技创新成果，比如在芯片领域，当前硅基芯片已达到3纳米制程，几无上升空间，建议我国与俄罗斯基于碳基芯片研发开展合作，在新赛道上形成研发、设计、生产设备全产业链突破，从而打破美国及其盟友的高端芯片封锁。二是建立中国与南南合作知识创新网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在上合组织、金砖组织框架下，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区域性知识创新网络体系，共同应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封锁。三是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建立欧美研发基地。我国应以开放的心胸，既要支持欧美企业到我国建立研发基地，又要支持我国企业赴欧美建立研发基地，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风机、光伏、5G等我国已领先的产业领域，在企业层面形成扯不断、分不开的科技创新互融互锁关系。四是积极建设全球创新平台。在重大工程难题问题上，开展全球“揭榜挂帅”制，吸引国际顶级科研团队参与我国科研攻关。牵头设立全球性科研合作项目，比如在探火探日、纳米机器人、天宫空间站太空试验、人造太阳工程等方面开展全球性合作。培育国际性学术期刊、国际性学术交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