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我国基础设施安全性

国际环境复杂变化，重大基础设施需提升安全性 

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地区摩擦日益增多，重大基础设施面临的安全风险日趋严峻。交通、能源、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是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命脉”，在军事行动中，重大基础设施往往被作为重点打击目标。1999年，美国及北约在轰炸南联盟时炸毁50多座桥梁、12条铁路，4成油库和3成广播电视台受损。2019年，委内瑞拉古里水电站遭到破坏，大半个国家被迫停电。重大基础设施若遭受严重破坏，或引发严重经济社会影响。全俄保险公司联盟初步估计，克里米亚大桥被炸造成2亿至5亿卢布经济损失。

经过多年持续投资建设，我国各领域基础设施已形成超大规模网络，控制性工程节点众多，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我国已建成15座超长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平潭海峡大桥等海上部分达到20-30公里，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具有数公里的海底隧道；建成57座百万千瓦以上常规水电站，包括三峡、溪洛渡等千万千瓦级别水电站枢纽。

基础设施安全性存在三大不足

（一）基础设施风险预警能力不足
重要基础设施风险预警能力不足，智能化、数字化应用、风险源识别与安全隐患监测等方面有待提升。如，针对供电设施、载运装备和轨道、桥隧等关键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研发智能检测设施，以实现在线监测、远程诊断、风险预警、应急处置。另外，基础设施对能源等重要战略物资存储、调度支撑保障能力有待提升。

（二）基础设施应对风险的系统韧性不足
基础设施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各类风险的系统韧性不足，对冲风险并迅速恢复功能的能力亟待提高。以交通设施为例，我国能源基地、粮食基地等主要工农业基地以及多灾易灾地区交通冗余性不足，缺乏多路径联通，调度、救援、避难通道设计理念、标准落后，数量和功能不足，在恶劣天气、地缘冲突影响下基础设施面临失能风险。

（三）民用基础设施军用适应性不足
我国大量民用基础设施对军用需求的统筹考虑不够、适应性不足。基础设施方面，通道与枢纽不能充分适应重型装备高效运输、装卸、换装等需求。载运工具方面，军民标准通用程度不高，影响军民融合效率。另外，基础设施在规划、设计、建设等环节对抗毁性考虑不足。

提高基础设施安全性的建议

加快打造具有强大应急能力、恢复能力、防御能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强化基础设施急时、灾时、冲突等状态下安全风险抵抗能力，为国防安全与民生安全做好支撑保障。

（一）增强应急能力，提高响应速度
增强重要设施智能监测与修复能力。建立基础设施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强化安全风险评估和分级分类管控，加强重大危险源全过程动态监测监控与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建立风险隐患清单，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提升设施智能修复能力，实现重点桥隧、重要交通能源通道、载运装备和轨道、枢纽变电站等关键设施在线监测、远程诊断和智能维护，提升自愈能力。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结合应急需求，加强应急储备与调度系统建设，提升交通设施对战略物资、应急物资的安全保障能力，保障重要物资生产运行与储运安全。加强基础设施应急防控能力，按照极端情况准备应急预案，补齐应急设施设备短板，强化应急救援指挥系统，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的基础设施突发事件应急会商与联动处置能力，提升应急响应与处置能力。

（二）增强恢复能力，提高保障效率
增强基础设施系统韧性。提升基础设施风险识别预警能力，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运行监测与预警系统建设，保持重点区域关键设施的长期性能观测。推进能源基地、粮食基地等工农产业地区、多灾易灾地区通道多元化布局，加快重点区域多径路、迂回路建设，完善紧急疏散、救援和避难通道系统。补齐结构性、功能性防灾短板，强化常规性和预防性维修养护，加快防灾减灾设施、消防设施建设。

推进灾后有序恢复建设运营。增强设施防护水平，培养专业抢修防护队伍，做好紧急抢修、调度指挥、管理组织等战备演练，完善基础设施灾时应对预案。构建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绿色通道，综合利用5G、卫星通信、短波等通信技术，强化装备物资运输、救援人员投送等保障，形成多层级救灾装备物资和运力储备体系。

（三）增强抗毁能力，提高防御能力
提高设施抗毁能力。增强基础设施自身安全性，推动新材料新技术应用到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增强基础设施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能力。合理设置安全冗余，推动安全配套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建设运行，改进交通保障技术装备，做好陆地基地配套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防护能力，将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纳入防空保护体系，增强重要运输通道、能源通道、水电站枢纽节点等设施安全保障。

做好功能转变预案。提升军民共用基础设施、载运工具间通用性，增强重要区域机场、车站等枢纽场地、通道兼容性，推动重点铁路、水运枢纽节点配备起重能力大、机动性能强的吊装、换装设备。做好基础设施服务功能转变预案与演练，如，加强关键设施安全巡护与管理，限制基础设施使用以降低安全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