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必须有，核必须养
《中国投资》：我国重新启动核电项目在即，但是民间争议颇多。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完成了一份核电发展战略报告，该报告对中国核电发展可以说很有影响。作为课题组长，您能否谈谈当时组织这一课题的背景？
鲁志强：1998年开始组织实施核电课题，正在亚洲金融危机高潮时期，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冲击。表现在能源产业，就是能源过剩，煤炭卖不出去，大量煤炭工人下岗，电力也严重过剩，当时有“三年不审批电站”的说法。当时核工业军转民遭遇不少困难，核电产业也是艰难运转，核电价高没有竞争力，核电企业日子不好过，是否继续发展核电存在着很大争议。当得知我们要开展核电课题时，一些核工业人士感到困惑，搞不清我们想干什么，会持什么观点。他们觉得核工业困难已经很多，核工业需要的是支持，不是空头理论和压力，不能再折腾了。
课题筹备时，我们曾向有关单位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提供所需的资料，但不涉及具体技术。第二，不影响研究过程，不干预研究结果，以保障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感谢核电有关单位，他们给予了全面积极的配合。
1998年底研究完成，共60万字。经过保密处理后，1999年与清华、能源研究所等单位的报告结集出版。江泽民主席题词“和平利用核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吴邦国委员长作序。应该说，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报告，明确表态，核电发展从决策层上不存在障碍。
这份报告，除了强调核电作为新能源，对能源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具有巨大作用外，还强调了核电发展对于核能技术和核武器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有核国家，面临着要不要核？以及怎样保持核能力的问题。就是说，关注核电不仅要关注电，还要关注核，以及核和电结合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核必须“有”，核必须“养”。但靠大锅饭是养不好的，需要依托一个强大的产业，这个产业最理想的就是核电。如此，才能将核系统研究设计力量充分利用起来，才能使濒临停工的核燃料生产重新运转起来，才能有效解决核工业人员安置和地区转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学科延续和人才培养问题，才能确保我国核科学和核能力的水平。所以，核电属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长远发展问题，仅仅从能源角度考虑问题是不够的。
《中国投资》：了解核电发展的脉络和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理性看待当前的问题。研究报告对我国发展核电提出了什么意见？
鲁志强：我们是核电产业的外行，这是我们难以弥补的弱点。我们谈论核电，与核电专家不同，主要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角度，是站在核电之外谈核电，是探讨宏观决策层面的核电定位和政策，是探讨核电作为一个产业，它的独特发展规律和特点，技术问题只是这一层面的一个方面。这也许是我们作为外行的长处，可以自然地避开纠缠细节、技术流派以及专业偏好、潜在利益等影响客观判断的陷阱和顾虑，具有了天然的超脱和客观性。
如果前面的分析是准确的，那么，核电的发展就带有了强烈的外部性，不能单纯以经济性决定核电兴废，离不开国家强有力的干预。就是说，无论能源和电力是否过剩，核电都应保持一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差别只是数量问题。报告提出“核电建设要争取不断线，每个五年计划力争安排建设几个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为了核电发展具有市场推动力，要注意改善核电经济型，降低核电建设成本，要用好相对成熟的技术，以尽快形成自己的标准堆型，减少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尽可能地提高核电市场竞争力。后来，能源价格一路飙升，核电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了“印钞机”和“香饽饽”，各地争抢，这是后话了。
针对当时核电发展的现状，报告提出了：尽快制定核电产业发展长远规划。2000年以后，国家核电发展规划出台，提出2020年要发展4000万千瓦，后来又提高到7000万千瓦，超出了我们当时的估计。让我们既高兴，又意外，短短几年变化真大。发展核电，离不开改革核电管理体制，这样，才能解决好核和电的结合问题，解决好电力市场化改革中核电的政府投入问题。此外，还要改善核电发展中的产业组织，解决核、电、设备制造产业链问题等。现在看，这些建议绝大多数还是准确的，有意义的，离谱的很少。
在研究中，为了考察我国政府核电政策的变迁，我们约请几位核电老专家，编写了10万字的中国核电发展大事记。发现：核电发展思路和政策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持之以恒的坚持和有效的贯彻。核电建设投入大、建设和运行周期都很长，核电发展对规划和政策稳定性的要求更高，影响也更大。同样，核固有的风险也带来特有的管理体制问题，例如，核安全监管机制和体制问题，核电姓“核”还是姓“电”问题，未来出路恐怕还是既不姓“核”也不姓“电”，姓“核电”更合理些。
核电发展
能力决定速度和规模
《中国投资》：但是民间反核的力量也在加大。未来核电的扩张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顺利，您是怎么看现在中国发展核电的环境的？
鲁志强：应该说，现在核电发展的总体环境是最好的时期。与过去相比，核电建设的资金压力大大减小，国家政策、技术、管理、人才都今非昔比，这些都不再是核电发展的障碍。事实也证明，虽然还有些问题，但近几年核电发展总体是好的，应该肯定。
民间反核力量公开站出来申诉，应该视为健康力量，有利于核电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对核电的需求旺盛，核电效益非常好，国家对核电十分重视，这些都是十多年前无法想象的。
民间反核力量的加入，反核力量的积极活动是好事，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可以促使对核电认识更为全面，会迫使决策更为谨慎，更加亲民，从另一个侧面提高了核电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他们提的意见可能不全面，不专业，也可能只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但他们都是利益相关者，尊重他们的利益，倾听他们的诉求，是政府决策者的天职，何况，谁敢断言自己的见解就没有偏见呢？决策的科学离不开决策的民主，兼听则明是真理吧。记得三峡工程的负责人就讲过，三峡建设成功，第一个要感谢的就是当年的反对者，是他们的反对意见不断完善了设计和方案。反核力量也是这样。当然反过来，反核人士也要理性，要讲道理，还要有平和对话的机会和渠道，政府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今天核电发展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健康。
《中国投资》：抛开日本福岛核事故，我国核电的规划目标是否过高？有人称为大跃进，应如何看待核电的规划目标和建设速度？
鲁志强：评价目标高低、速度快慢，要看是相对什么标准。如果仅仅看需求，结论恐怕是目标低了，速度还不快，还要继续加大力度。现在大部分省市的要求不能充分满足，就是证据。何况，还有降低碳排放压力、降低非化石能源比重等规划目标压力。世界银行有研究表明，全世界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投入60%在核电。再则，和历史上美国、法国核电规模和发展速度比（美国高峰期在建60座，法国40多座，现在中国27座），中国差远了。核电建设加快速度，增加规模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但是不能不考虑制约因素，决定速度快慢和规模大小的关键是能力。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运营人才水平、设备制造能力、安全监管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乏燃料处理能力、资源的供给保障能力等，这些能力不是靠钱就能解决的，需要一个培养核积累的过程。此外，中国大规模发展核电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可能的国际反应等等也须考虑，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核电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
福岛事件给世界很大的冲击，核灾难的可怕、人类的无奈、持续蔓延的恐怖，给所有电视机前的人都留下了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这是切尔诺贝利事件所没有的核安全普及教育。福岛事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核安全问题有时候会超出人类的认识水平和处理能力，人类既不能先知，更不是万能。针对福岛事件，人们自然会联想、会问：中国核电安全水平怎样？会不会出问题？出了问题能不能比日本做得更好？中国要不要继续大规模发展核电？中央暂停核电审批，修订核安全标准，重新加强安全检查，是十分正确的，是得人心的。这次检查发现纠正了14个问题，也说明检查太必要了。加强安全意识和保障水平，当然会影响建设规模和建设速度。标准提高了，可能会发现新问题，认识会更全面。高速发展一段时间后，刹一下车，调整一下节奏，反思一下，大有好处。当然，中国近期不大可能像德国、日本，一下子停止使用核电。中国毕竟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对能源的需求和承受能力不一样，即使调整也要有过程。
影响核电发展的经济因素
《中国投资》：全球核电经历了2000年前的低谷期和之后的复苏期，现在又经历一次类似的起伏，核事故与能源需求似乎在左右着核电的建设，事实上是否如此？您认为核电的建设大趋势是怎样的？
鲁志强：核电发展，不是这么简单的二元因素决定，影响因素很复杂，说是多元也许更准确些吧。核事故是一个因素，而且是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具决定性的因素，需求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对新兴国家，但还有其他因素。例如，能源价格问题，特别是石油价格，对核电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出现的核电发展高潮，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发展高潮，都是因为石油价格高企，提高了核电的经济型，核电相对效益高了，刺激了核电的快速发展。核电建设周期长达5-6年，投入以百亿计，煤炭石油价格便宜，核电就没有经济性，煤炭石油价格升高，核电就迎来高潮。中国90年代，电力系统不支持核电建设，就不全是出自部门考虑，核电造价的确太高了。再如，核电与核武的密切关系，促使世界核大国在掌握核武以后，都一致地转向核电，与保持核水平密切相关。所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恐怕还要继续发展核电。如果未来核技术进一步成熟，有了新的突破，例如核聚变和平利用技术有突破，核电还可能出现新的更大的发展也是可能的。
《中国投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迟迟不能出台，争议在哪里？
鲁志强：我觉得可能是3个问题：一是核安全问题，涉及到管理体制和安全监管的改进，这是中国需要正视的问题。二是是技术路线，是二代加技术还是三代技术，有安全考虑，有技术风险考虑，也有潜在的利益冲突。三是规模大小，有人提出现在是核电大跃进，是否准确可以商榷，但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确是要警惕的倾向。
《中国投资》：核电的选址十分关键。当前反核的声音也主要集中在选址上，过去我国核电项目大多建设在沿海，新建项目则向内陆延伸，如湖北、湖南、江西，您认为这是否存在问题？
鲁志强：内陆核电不存在不能建的问题。内陆建设核电站，与沿海一样，必须坚持规则和标准的建设条件。包括地质条件、交通条件、气象条件、人口聚集情况、水资源情况、经济发展水平、能源资源等，严格按条件筛选，堆址就成了稀缺资源，满足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具体选址有很强的自然条件约束，是个微观问题，国家应该管好标准，做好监督和审批，具体选址交给企业运作。但目前核电对地方政府吸引力太大，政府影响力又太强，做好核电站项目审批和监督不是容易的事，要认真落实还需要不小的努力。
《中国投资》：几大核电企业都在筹备资本市场融资，这表明核电企业投资不足？
鲁志强：对地方和企业而言，筹资的确是个问题。核电初始投资巨大，上市可以很快筹资，解决融资多元化，并降低融资成本。此外，上市对提高管理经营水平，改善公司治理能力都有好处。
《中国投资》：技术上，有人认为重启核电应先将现在的二代加进行升级到三代，再新建三代技术的机组，这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您怎么看？
鲁志强：2代是我国已经掌握的相对成熟的技术，理论上3代要安全得多，但3代是还没有投产没有实践的技术。这里有一个风险收益的选择问题，没有运行的就具有不确定性，如果3代有运营好的案例，那么全国都转过去，都是来得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