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多年的国际气候谈判桌上苏伟总是能令对手“惧怕”，但在旅居德国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员谢方的印象中，生活中的苏伟却是一位“温文尔雅、受过东西方良好教育的绅士”。
谢方所描述的情境被后来的报道广为转载，在这个情境中苏伟是这样一位令人亲近的人：“每次来德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遵约委员会工作，他都在我家下榻。吃完早餐都会帮助收拾杯子，说声谢谢。然后他骑着我儿子从跳蚤市场买的破自行车，沿着莱茵河去联合国总部开会，直到深夜回家”。
在国家发改委的同事看来，这位气候司司长也是一位“率性随和的学者型官员”，讲话率直，不讲官话。
就是这样一位“绅士”，在气候谈判场上，却数次拍案而起，据理力争，被国际同行评价为“真正的谈判行家里手”“反应快，想蒙也蒙不了”。
从1989年参加气候谈判工作到现在，已20多年，苏伟已经习惯于这种紧张忙碌的生活。然而每一次谈判的倾情投入，都会在他随后的睡梦中蔓延一段时间，梦中仍然在谈判桌上。
眼下，随着南非德班会议的临近，苏伟和中国的谈判团成员们又进入了“每天工作25小时”的忙碌中。
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的口号是，“拯救明天从今天做起”。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作为决定《议定书》前途命运的一次气候谈判峰会， 南非德班气候大会比此前受到更大的关注。所有的谈判成员们都能感受到肩上的重担非同寻常。
以苏伟代表的中国谈判团队是《京都议定书》的坚决捍卫者，他们认为，确定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将是德班会议最为紧迫的任务。
20年气候征战
在担任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前，苏伟就一直从事气候谈判工作。1986年在人民大学国际法专业硕士毕业后，苏伟进入了外交部条约法律司。
两年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合作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就气候变化问题向世界提供科学咨询。20年来，该组织虽然不直接评估政策问题，但所评估的科学问题均与政策相关，对气候变化决策和国际谈判具有重要影响。
就是在这里，苏伟开始了他的气候生涯。1989年，进入外交部的第三年，他参与了IPCC四个协调小组之一的国际公约组工作，并参与完成了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的“法律措施”部分。
此后，苏伟就一直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事实上，苏伟经历气候谈判的这些年，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外交并逐渐成长的20年，这期间，一个积极负责、从容应对的中国形象也逐渐呈现在世界面前。
1991年，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起草《公约》的谈判，1992年6月11日,中国签署《公约》，1993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成为最早批准《公约》的国家之一。此后，中国迈入了气候谈判的漫长道路，苏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
2005年，著名的蒙特利尔气候大会召开，各有关利益方在诸多议题上的争论使得大会进展非常缓慢。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压力，甚至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特意前往大会发表演说、敦促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参与国际减排的情况下，仍然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这也使加拿大政府力图劝说美国参与京都议程的努力无果而终。
但最终中国和77国集团（G77）通过了一项关键性决定——启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谈判。据《南方周末》报道，这份事关《京都议定书》生命的案文，就是苏伟在蒙特利尔的一家旅馆里通宵达旦起草出来的。该案文最终通过G77提交大会。
而国际同行们认识到苏伟的专业谈判形象是后来的几次会议。在2007年巴厘岛会议上，大会主席和秘书处在没有中国等77国集团主要成员国参与的情况下举行全会，讨论并意图通过仍在磋商的文件。苏伟和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反对不按照大会的程序办事，在发展中国家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决定，要求秘书处做出解释。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含泪道歉。
之后，苏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越来越得心应手，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苏伟再次以幽默机智连连反击对手。如“发达国家减排承诺不到位，欧盟两套标准针对中国不厚道”“发达国家不能再开空头支票”“人均2美元的援助还不够买棺材板”。这些针锋相对的话给中外媒体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苏伟总结说，“回顾过去的20年，无论是《公约》还是《议定书》谈判，中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最初提出《公约》案文，到巴厘岛上表明中国立场的要素，并通过磋商成为G77加中国的共同立场，从柏林授权，到京都议定书，再到蒙特利尔，每两年都是有历史意义的。”他认为，“谈判整体上实现了中国的设想”。
德班：再次出发
从日内瓦、纽约、里约到柏林，从蒙特利尔、巴厘岛、波兹南、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多年的气候谈判见证了逐渐改变的中国地位和形象。
这些年，低碳理念这一精英话题逐渐被公众普遍接受，而苏伟的角色也正在从一位单纯对外的外交官员，向主导中国低碳经济宏观决策的内政官员转换。
正如苏伟所说，“中国的谈判有着国内切实减排行动的有力支撑”。从2007年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成立以来，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事务就开始沿着内政与外交结合的方向行进。
事实上，近两年，苏伟不仅要征战于谈判沙场，还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到国内工作上，特别是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绝不是做秀。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鼓励低碳的政策密集出台，低碳省市试点渐次展开，低碳经济指标体系逐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指标任务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这些都将在即将召开的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显示出中国的积极形象。
媒体人杨子云评论认为，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在气候谈判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代表团是政府部门的独唱团，身影一直很单薄，应对着其他国家来自政府的、民间的、媒体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和责难。而哥本哈根大会之后，这个团队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丰满。
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闻发布室，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而坎昆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则与媒体、与NGO代表进行了频密接触，展现了中国政府在与NGO、与社会力量合作方面逐渐开放的姿态。
在现任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首席代表邹骥的描述中“代表团只有十来个人，有时候一个人要同时负责3个议题的谈判”的情形再不会有了。
坎昆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问苏伟：“你如何看待美国的减排措施？”苏伟笑着回答：“美国还做得不够，但我们理解，美国仍在努力。”这一回答令期待着看中美两国隔空对战的记者失望而归。杨子云认为，过去中美之间的舌战使得中国成为近几次气候谈判大会关注的焦点，承受了巨大压力。但是坎昆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官员除了开始与国际媒体、国际NGO主动沟通，也避免了与美国的“舌战”。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成长的表现。
接下来的德班会议苏伟与同事们将如何表现，仍然是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仍将会为了捍卫《京都议定书》而努力。
“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绝对量化减排指标。为落实‘坎昆协议’关于确保《议定书》第一、第二承诺期之间不出现空当的要求，应尽快谈判确定《议定书》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的诉求，关系到现有法律框架的延续，关系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同时，发达国家应根据‘坎昆协议’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其减排承诺水平”。苏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虽然对于德班的前景，普遍预测并不乐观，但是苏伟认为，如果德班会议能够维持多边进程，在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的基础上，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再进一步，将表明谈判仍然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