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曾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国政府专家组技术转让领域主要谈判代表、现任的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低碳技术”始终是与邹骥谈话的核心话题。
2010年6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了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的主要作者名单，邹骥经由中国政府推荐、IPCC的严格独立遴选，最终入选第三工作组主要作者召集人。在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来函上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入选IPCC AR5作者，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科学领域的影响力”。
世界低碳经济的浪潮中，邹骥称得上是“务实”的学者。除了久经考验的谈判与国际合作工作者这个身份之外，邹骥显然更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对“低碳技术”有独特思考的研究专家。
制定了我国第一份低碳经济发展技术需求清单并绘制技术路线图的同时，还首次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政策路线图的框架设想，这个政策路线图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分解国家提出40％-45％的碳指标以配合规制与经济激励等政策措施的选择之后，邹骥和他带领的团队，已经将目光转向落实层面。在接受《中国投资》杂志专访时，邹骥透露WRI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PECE ）”已经联合完成贵阳市低碳发展计划行动纲要，而青岛市低碳发展战略及技术路线图也将在11月左右初现雏形。
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只有通过技术本身的变动，才能在低碳与GDP兼顾之下保证偌大中国的正常运转
谈及目前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原因，邹骥几次用到了“切肤之痛”这个词。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但环境、资源的约束越来越大，矛盾愈显突出，原来那种“三高一低”的增长方式不能再继续了。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做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没有前途，就会走向全面的被动。
但向低碳经济转型，面临着诸多的战略性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其次，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结构禀赋特点；加之未来低碳技术战略储备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此外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社会成本风险；最后，全民普遍薄弱的低碳意识以及政策体制支持不够等因素，都可能制约着中国迈向低碳未来的步伐。
如何在低碳与GDP兼顾之下保证偌大中国的正常运转，只有通过技术本身的变动，带来较少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未来中国的低碳之路上，提高能效依然是主力技术领域。随着过去十多年中相对容易的提高能效措施一一到位，已经很少有“低悬的果实”了。能效的进一步提高，就更加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更高边际节能减排成本的资金投入。
未来中国能源效率能否显著快速提高，能源结构能否改善，把煤炭比例降下来，增加可再生能源、核能、水电等，都取决于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因为无论是能效改善，更多运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新能源，它们最终都要归结于未来技术的变革”，邹骥说。
对于低碳技术的发展，邹骥按照技术从研究发明、示范到推广扩散的周期，将低碳技术分为3类：一类是基本成熟的技术，比如超超临界技术，中国第一台超超临界机组在浙江玉环装机时，还是个“阳春白雪”的高精尖技术，但现在已经遍地开花。第二类技术是目前正在做示范，其成熟度还没有达到商业运用的程度，比如，电动车、混合动力汽车、大容量风机等，这类技术可能会在几年后趋于成熟而商业化。第三类就是诸如光伏电池、第四代核电站、碳捕获和储存技术等，这些都是在短时间内不会研发成熟的。
在邹骥看来，虽然目前看中国的制造技术进步飞速，但高端的设计和研发技术都还很落后，低碳技术标准还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要想在未来的低碳发展中占得先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种减排情景构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理清中国几大重要产业的技术“家底”，邹骥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PECE)历时多年，对6大重要的高耗能行业，即钢铁、水泥、化工、建筑、交通、发电各部门的388种技术做了细致的归纳分析，发现一个敏感的信息：“我们从388种技术里面筛选出60多种技术作为骨干的支撑技术，支持中国达到温室气体控制的国家目标。由此引出一个技术需求清单，就是中国需要60多种技术，其中有42种是中国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技术类别。中国要想达到既定的碳强度削减目标，没有这些技术是做不到的，这就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由国际社会向中国进行转让或者自行开发。但自行开发要花更长的时间，可能会形成低效技术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锁定效应，增加未来的排放负荷”。
只有依靠这60多种技术在未来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才有可能支撑我国40%-45%的低碳目标。而其中42项所谓中国不掌握的核心技术所指并不是一般提到的“国产化率”这样的概念。邹骥告诉记者：“因为就算你国产化率99%，如果1%你自己不能掌握的话，可能这个就是你的短边或瓶颈，你就会受制于人，而我们正是针对这1%提出了42项需要发达国家加速转让的技术”。
随后，PECE组基于3种假设和科学原理，对未来中国能源需求和CO2排放做出了情景构想。第一种，基准情景：就是现在（2005年为基年）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政策继续如常实施；第二种，控排情景：就是加大力度，包括到2020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15%，再加上一些重要的技术措施，它对我们的国民经济影响不至于太大，会有增量成本，但是比例较小；第三种，减排情景：激进的、不惜工本地争取把排放量降到更低，力争在2030年前后到达排放峰值。
在这3种情景下，如果只是采取现在的措施，人口继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排放量会一路上去。在控排情景下2030年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长，但是涨幅远远低于基准情景。
而在减排情景下即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情况如何？
“这种情景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特别是2030年以后，造成的失业和对GDP的损失，所引致的增量成本是巨大的”，邹骥认为，“技术上是可行的，就看要不要为此投入重金，花不花得起钱。而对于碳捕获与封存等先进技术，我们认为在2030年以前，有钱恐怕也做不出来。而且还存在着CCS高能耗的制约”。
“这只是情景研究，不是预测，是一种推演，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一定的技术经济水平下、一定的能源禀赋情况下的推演”，邹骥告诉记者。
减排技术背后的巨额投资
中国低碳经济缺什么，缺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目前要赶快把这个信号放出去，只有这样，企业资金才会根据信号有的放矢，早做准备
邹骥为记者算了一笔经济账：要想大规模应用减排强度目标所要求的技术，需要有额外投资，“控排情景下的年均增量投资，2010-2020年为每年120亿美元，2020-2030年为每年250亿美元，2030-2050年为每年300亿美元。减排情景下的年均增量投资更高，2010-2020年每年120亿美元，2020-2030年每年300亿美元，2030-2050年每年500亿美元”，这是邹骥给出的分析数据。
除此，还得考虑增量成本，控排情景下的增量成本(即比基准情景下多花的钱)大概是到2020年近800亿美元，2030年2700亿美元，2050年5000多亿美元。减排情景的增量成本更高，到2050年将近16000亿美元，是非常昂贵的代价，大约占到当时GDP的6％左右，这个是无法想象的。邹骥说：“我们的研究可能是最极端的情况，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成本可能是巨大的”。
在邹骥看来，绝不能片面地看待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按照经济学概念，我们必须分析清楚低碳经济的效益是什么、成本是什么。一方面我们说建设低碳经济去减排，它对于全球的气候有诸多利益，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共生的就业与商业机会和利益。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毕竟你要投资，要投入巨额资金”。
巨大的投资量必须想方设法引入市场力量，不可能全部依赖国家投资。为此，邹骥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对中国低碳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技术变革、投资与国际合作上，放在了未来战略储备技术的研发上。“中国低碳经济缺什么，缺明确的技术发展政策信号。目前要赶快把这个信号释放出去，只有这样，企业资金才会根据信号有的放矢”。邹骥如是说。
城市成低碳发展主战场
城市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落实低碳的发展路径就必须着眼于每个城市的低碳路径选择
在对低碳技术宏观层面的基本论述完成之后，邹骥和他的团队正在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地方低碳发展。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使得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越来越向城市集结”，采访中，邹骥告诉记者，“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落实低碳的发展路径就必须着眼于每个城市的低碳路径选择。为此，我们的研究方向也就此转向地方层面，为贵阳、青岛两个城市差异化极大、发展情况截然不同的案例城市制定低碳城市发展规划”。
贵阳受到广泛关注，于10个月前入选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当时，质疑声此起彼伏，“贵阳经济还没发展起来，搞什么低碳。”作为西部欠发达城市，贵阳GDP去年才刚刚突破1000亿元，在8个低碳试点城市中倒数第一。
与那些身披“新能源战衣”的城市相比，贵阳有明显的短板：日照时间短，不适宜发展太阳能；风力资源不突出；水电已接近饱和。
这个试点城市是否在空喊“低碳”口号？邹骥并不这样认为：“城市进行低碳发展，新能源是一个思路，但是要看城市自身的条件是否符合，贵阳虽然缺乏新能源资源，但是，有自己的旅游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禀赋等优势。”在他领衔下，《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得以制定。
根据《纲要》步骤，贵阳已开始行动，该市1月完成的《开展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中，减排目标为：2020年，万元GDP能耗比2005年下降4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5%。
《纲要》中着重提出与旅游和矿产两大资源禀赋相关的3项重点工作，单是宏观经济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部门内部产品结构与部门结构的调整，即全面提升服务业，以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低碳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强度；强化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就会对完成碳强度削减计划贡献一半以上。
有别于发达国家大城市以及中国东部沿海城市，贵阳为自己量身定制了一条另类低碳之路。
对于WRI与青岛的合作项目，邹骥用“机缘巧合”来形容。“在贵阳项目即将结束之际，我们试图寻找一个沿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作为下一个试点。”而就在此时，2011年初亚洲开发银行与青岛市政府联合立项开展青岛市低碳发展战略规划项目的研究，由亚行提供资金支持，青岛市发改委担任执行机构，公开招标寻找一家研究机构作为具体实施方，邹骥和他的团队赢得了这次机会。
“青岛市政府和亚行对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分析、评估并识别青岛市重点行业能效水平及节能减排潜力，核算城市层次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建立青岛市的控排目标并分解到主要行业部门和企业，帮助青岛市制定低碳发展战略及技术路线图。”可以说，邹骥和他的团队正是在将低碳技术清单涉及的技术发展思路与地方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相结合，从综合环境与能源经济政策、可再生能源、能效、碳捕获与封存等多个领域为青岛市低碳发展探索前进的道路。
对此，邹骥有着自己的看法：“省市层面的低碳发展规划绝不可能抛开产业和技术单独成行，想要引导、助力一个城市走向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必须研究它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及资源禀赋优势，从中找到与当前全球低碳发展相契合的产业、技术予以放大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