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国家科技部，还是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任职，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吕学都的“老本行”。
上一次接受《中国投资》杂志采访时，他还是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当时，他从事的工作是组织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与政策研究，帮助政府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指导企业界采取措施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抓住发展机遇和争取应有的权益。
现在，成为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气候变化与碳市场顾问的吕学都，仍然致力于推动保护全球气候的工作，只是工作方式有所变化。
当记者采访吕学都时，他刚刚完成一个有关推动气候变化技术转让计划的立项报告，为了这个能够切实推动技术转让工作向前发展的项目，他倾注了许多心力：“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为这一计划筹措资金，如果资金能够顺利落实，将在今年10月前后启动这一计划的实施。这一计划将能够为亚太区域的发展中成员国提供转让先进的减排温室气体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增强这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将气候技术转让落到实处
从政府部门离任后转战亚行，吕学都觉得自己工作上的变化并不大。亚行作为政府间机构，工作内容同样是制定政策，并予以执行。
驻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之后，吕学都主要负责技术转让、碳交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融资方面的工作。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亚行制定了到2020年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优先行动计划，要求在亚行的发展援助计划和项目中把应对气候变化要素纳入其中，因此，气候变化在亚行被看成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其中，技术转让和应用是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优先行动的重要内容”。
作为气候谈判的焦点议题之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减排和适应技术已经谈了20年，虽然相关的决定数不胜数，但却依然缺乏具体的行动和项目。
刚到亚行时，吕学都曾表示将努力推动一些具有现实意义项目的实施。眼下这个刚刚成型的有关技术转让的项目，即是其中之一。
他向记者介绍称：“亚行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观察员，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中的政策辩论会保持中立。但是亚行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支持气候变化政策及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行动机制的研究及试验，为国际社会提供技术支持和经验参考；二是执行和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制定的政策和计划”。
去年的《坎昆协议》决定成立“技术机制”，在这个技术机制下设立“技术执行委员会”并建立“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并希望在今年的德班会议上能够就技术机制的运行形成决定，争取使气候机制能够在2012年正式启动实施。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转让核心和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有相当的差距，尤其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形式、技术转让资金保障、联合国机构在技术转让上的作用等问题上，可能还会有激烈辩论。
吕学都认为技术转让决定对于推动保护全球气候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保护气候行动有重要影响。当然关键是如何将相关决定落到实处。
“我们现在花很大力气所做的这个项目，就是为了探索在具体落实政策的过程中，究竟会碰到哪些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如果在这些方面摸索出经验来，将可以为年底的德班会议或以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提供技术和实践参考”。吕学都说。
他还表示，中国很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同时中国自身也有很多可以转让和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如果国家能够顺应这些新的形势发展，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指导国内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将自己成熟的技术转让给其他需要的发展中国家，会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这样不仅能够加强互相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能够提高中国在国外投资的质量和品位，也将受到技术输入国的欢迎，还可以提升国家形象，表明中国在推动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相关决定的率先垂范作用。
资金难点再“破题”
吕学都还在国内时，最为人所知的即是他与CDM之间的“不解之缘”。
谈到这里，吕学都忍不住笑起来：“可能大家在国内看到我出席很多与CDM相关的论坛和活动，所以觉得我是专门做CDM工作的。其实这是误解。我那时候的主题工作仍然是组织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政策研究，参与组织制定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战略和政策及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指导地方和企业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推动CDM实施是我工作内容的一小部分，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来到亚行之后，吕学都继续为亚行提供有关CDM实施和发展方向的咨询与建议。
亚行同时管理着“亚太碳基金”和“未来碳基金”两项基金，前一个基金专门购买2012年之前的CDM项目产生的经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ER），后一种则针对CDM项目在2012年之后产生的CER。
“亚行的理念是促进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CDM项目作为一种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亚行在实施时还采取了创新的手段，为出售碳减排量的CDM项目企业提供预售款。因为很多CDM项目是否最终能够顺利实施，跟项目是否能够顺利获得融资有很大关系”。吕学都表示，对于未来的CDM市场，他拥有很强的信心。虽然针对发达国家2012年之后减排义务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但各国都支持CDM机制，因此，CDM机制没有理由不继续下去。
目前，由于发达国家2012年之后具体的减排义务还不明朗，很多发达国家的机构都还没有确定继续购买CDM项目在2012年以后产生的减排量，还在继续观望之中，只有少数机构旗帜鲜明地建立了购买2012年以后的减排量，比如亚行和世界银行都制定了明确的购买计划。
事实上，资金问题也一直是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讨论的焦点。
去年，坎昆会议取得了一项让不少人兴奋的成就，即“绿色气候基金”（GCF）的设立，该基金计划从2013年到2020年，由发达国家每年拿出足够的资金（到2020年要到达每年1000亿美元规模），用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吕学都对此既感到高兴，也有很多忧虑。高兴的是，总算建立了一个到达大规模投资规模的基金，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忧虑的是：“绿色气候基金里列明的基金来源非常广泛，既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基金，也包括私人投资和多边投资以及银行投资等。如果这些资金的来源主要靠原有渠道，甚至主要是银行、包括多边银行的投资及私营企业投资，而不是新增的和额外的公共资金，即使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的规模，其能够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提供的支持也会非常有限。目前，具体筹资方向、投入方向以及资金使用指南等具体细节问题还在谈判之中，估计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敲定”。
“绿色气候基金过渡委员会”联席主席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2月前看到基金成型。吕学都表示，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一基金的管理、筹资途径、使用指南、运行等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过渡委员会的工作难度非常大，想要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还将面对许多坎坷。
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发达国家未来减排指标、技术转让、绿色气候基金、CDM机制，种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未解之题，再次托付于今年年底的南非德班会议。
吕学都认为去年坎昆会议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提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至关重要。对于德班会议，他表示：“我认为德班会议有两大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发达国家2012年之后的减排承诺要最终落实到文字上、文件上。二是推动坎昆会议确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机制的实施”。
他再次以技术转让机制的建立为例，表明了对其管理方式、职权范围、所需资金筹措等具体细则的期许：“德班会议将决定已经成立的技术机制会是流于空谈的机制，还是能够真正推动具体技术转让项目实施的机制。技术机制与绿色气候基金机制挂钩执行非常重要”。
对于联合国气候大会所达成的各种协议是否具备足够的法律约束力，吕学都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推动各国采取相应的行动。但实际上更重要的还是各国是否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政治意愿。如果联合国提供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有关成员国不采取具体行动加以落实，也将无济于事。
实际上，减排温室气体、促进低碳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潮流。这也对每一个国家以及企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推动力。若想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立足，获得相应的席位，则要采取必要措施、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发展，将是一个不变的发展方向。
保护气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也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导向。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促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碳排放率，以最低的资源耗费，收获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
对于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发展，吕学都感到很欣慰。他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家以发改委、外交部、科技部、中国气象局、农业部、财政部、环保部等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机构以及清华大学等高校和研究院所，形成了一支稳定、精干和高效的官员和专家队伍，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近两年，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在人力和财政方面的投入都有大幅度提升”，吕学都认为，这种变化与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关，这提升了国家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影响力。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者，吕学都认为气候谈判永远不会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他看来，气候变化博弈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成果。从哥本哈根、坎昆，到德班，全球保护气候的努力会不断持续下去，气候变化谈判也会继续下去。一个阶段的问题谈判结束了，又会继续下一阶段问题的谈判。例如，现在谈判2012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一旦确定了这些指标，就需要谈判落实及核查执行问题。当落实和核查问题谈判清楚了，又需要谈判2020年以后的减排问题了。总之，气候变化谈判将会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这需要强大的持续的努力、需要强大的耐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集体智慧，共同努力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吕学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