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独资企业在面临很多市场机会的时候，明知可为而不能为，在面临市场陷阱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也是混改的必要性所在
文｜刘雨菲 航天加工程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商业航天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当今的航天业主要是提供信息服务，航天系统提供时空基准，不间断地从各个频段监视着天空、大气、地表、水体的变化，监视着农业、工矿业、交通、城市建设等资源开发和利用活动，并且用通信和广播链路覆盖全球。这些服务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信息技术的需求有着很高的契合度。
未来，工业互联网、云计算、智能制造、大数据、两化融合、智慧城市、智慧海洋等话题，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点。能否在上述及有关领域取得突破，决定着中国经济能否转型升级成功。
工业互联网涵盖网络、数据、安全3大领域。商业航天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在这3大领域当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这已为美国商业航天发展所证实。与此同时，航天技术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在器件、部件、组件、软件和管理平台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和经验，通过成果转化和再开发流程，可以形成相应的部组件、系统和服务，为工业互联网提供传感器、计算组件、数据存储、处理和分析、控制、安全等多种必要元素。
在智慧城市领域，商业航天提供的服务可以直达消费端，在家居、出行、物流、健康、教育、娱乐、应急救援、社会服务等领域，为信息基础设施和个人应用提供关键的支撑。
与美国、欧洲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众多、消费需求旺盛。中国社会对于信息技术和相关新生事物的接受速度甚至超过了欧美。这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因此，从需求角度来说，商业航天当今面对着爆发性成长的历史机遇，它的潜力还没有得到释放，因此，很可能是比互联网企业更加值得投资的对象。
未曾释放的潜力
与其他行业不同，商业航天产业是从传统航天业中成长起来的。它的发展起点和发展潜力，取决于传统航天的技术成果、人才、设施等资源积累。
关于中国航天的成就，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这里，我们要从商业航天的角度来对此进行重新审视。
基础设施。中国航天建立起了两大集团公司以及一大批中小航天科研生产机构，拥有世界级的运载火箭、应用卫星、载人航天器、大型应用系统研发生产能力，拥有十多颗大型通信广播卫星，拥有完整的气象卫星体系，正在建设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和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等空间资源；拥有4大航天发射场和完整的航天测控网；中国在多家高等院校中建立了航天相关的院系，拥有大量培养各级航天人才的能力。
消费级产品和服务。中国参与航天活动的有关企业和机构可以向社会提供卫星广播电视直播能力、卫星云图、多种频段的卫星遥感图像，可提供不间断的北斗导航信号。许多企业还可以提供消费级的卫星导航接收机核心芯片，提供卫星直播电视接收机。部分企业正在开发消费级的便携式宽带卫星终端、家用宽带卫星终端、基于北斗的“一老一小”关爱产品。
工业领域产品和服务。中国的卫星通信长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数据传输服务，将股市信息广播到全国各地，是实现全国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
卫星气象、卫星遥感数据和服务已经成为农业、林业、交通、城市规划、水利、能源、环境保护等行业的必备工具。卫星遥感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选线、矿山开发、城市规划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北斗系统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了实时监管“两客一危”等重点车辆的有力手段。基于北斗的数据采集系统正在成为工业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应用领域的产品与服务。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遥感、卫星导航与定位在政府公共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灾害应急领域有突出表现。在东海主权斗争中，卫星通信实现了前方和后方的实时视频通信，为决策和指挥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二次应用产品和服务。此外，当前中国拥有近20万项航天和国防专利技术，其中有一批成果已经投入应用。国防科工局每年发布的军转民产品目录中，有相当比例来自航天产业。
中国航天具备了相当可观的资源积累，发展商业航天，将直接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提供服务。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服务还没有真正、充分开展起来。究其原因，则是体制问题。
混改迫在眉睫
航天军工行业作为国之重器，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型30多年的进程中，一直保持着特殊的相对封闭状态。军品部门客户单一、订单稳定，但产品对国家采购的依赖性极强，在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运行模式。在国家巨大投入的支撑下，航天单位计划稳定，人员稳定，收入稳定，科研生产模式稳定，科研成果举世瞩目。
因此，航天的体制机制改革一直没有触到真正的痛点。中国航天在科技水平、制造基础、科研能力以及高素质人才资源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在现有体制和机制架构下难以充分发挥，造成大量宝贵资源和人才的闲置和浪费。航天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拉动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本应具有的强大经济活力远远未能释放出来。
通过数据对比，表明商业航天发展迟缓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
卫星产业每年能够为美国贡献近千亿美元收入;美国商业航天的对外出口从2010年的720亿美元扩大到了2015年的1189亿美元；根据美国蔡斯经济计量学会分析,NASA在航天科技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产生14美元或更多的经济效益；迄今为止，美国将航天技术投入商业运营，创造了2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在制造业方面，世界5大通信卫星制造商全都属于美国和西欧，全球每年20颗左右大型通信卫星的订单基本由它们瓜分。在运营方面，世界前3大通信卫星运营商同样属于美国和西欧。国际通信卫星公司、欧洲卫星公司、SES公司，任意一家公司的在轨卫星数量、等效转发器数量、轨道位置资源、年营业收入等方面的业绩，都是中国卫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和亚太卫星控股有限公司的好几倍。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遥感企业早已实现稳定运营、自我发展，产品也已销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国际市场。
相比之下，中国航天产业的经济总量、带动能力、国际竞争力都处在很薄弱的程度。在地面设备方面，中国企业还没有一个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VSAT品牌，没有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卫星导航芯片品牌。此外，大量航天技术成果中，能够进入民用领域和进行二次开发的产品数量，还不到实际拥有量的零头;民营企业在宇航级元器件供应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规模化的“民参军”还没有展开。
产生这一局面的症结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体制层面。其核心在于国有独资企业的管理机制和考核模式与真正的商业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并不兼容，使这些企业在面临很多市场机会的时候，明知可为而不能为，在面临市场陷阱的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僵化的体制机制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和发展空间，并使之在市场环境下陷入窘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航天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之一，也是混改的必要性所在，同时也为商业资本提供历史性机会。
资本的机会与作用
与互联网这样完全商业化的领域相比，中国商业资本对航天领域的兴趣一直非常有限。这是因为真正有利润前景的航天服务领域很少向商业资本开放，而传统管理体制也不允许商业资本参与骨干航天企业的决策权。
但混改为资本带来了难得机遇，将创造一个真正繁荣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商业航天产业，有机会创建和不断扩张一条宏大的产业链。在本世纪内，这条产业链将得到充分发展，取得与海运业相当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地位。在更长远的未来，商业航天将支撑起宇宙航行的梦想，使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多星球文明，正如今天的人类是一个彼此联系的多大陆文明一样。资本在其中面临着海量的机会，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就中国的商业航天而言，资本需要在以下几个具体方面发挥作用。
树立市场规则。中国的航天行业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因此，商业资本的首要挑战，就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建立起市场规则，无论企业的建立、运营、融资、收购并购还是退出，都要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所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企业和从业人员，也需要推动政府在行业准入、市场准入、管理与管制、立法与执法等方面做出适应性改变。
规范商业航天企业行为。混改之后建立起来的商业航天企业，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而应当是真正的商业企业，这也是混改的目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商业航天企业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实施各级决策，在研发、财务、招投标、定价、人力资源、知识产权、投融资、上市交易等方面实现真正的企业自主。国有持股方和控股方不能再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的运行，调入调出企业的资源。在这方面，商业资本需要出面保护企业的自主权。
支持优秀创业者。任何经济活动的核心都是人，混改形成的商业航天企业中，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者是最大的财富，也是核心竞争力的具体落实者。商业资本需要坚定地支持有能力、有潜力、能持续发展的创业者，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研发和市场拓展互动，避免非市场因素扰乱或者打断他们的创业过程，并且努力创造政策环境来为他们开辟发展空间，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
落实国家战略发展意图。商业航天作为战略产业，无论是直接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是通过技术转移、二次应用服务于其他行业的信息化、现代化，都是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实施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是商业航天前景的基本保证。考虑到商业航天的重要性，缺少了航天产品、航天服务支撑，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都将是不完善的。在中西部开发和“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当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显著。
作为商业资本，不仅仅应当追求具体投资的获利，更应当追求打造一个强大的战略支撑产业，为落实国家战略发展意图，打造综合国力而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将是商业资本取得长期、可持续收益的根本保证。因此，引导和规范商业航天向着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意图的方向发展，是商业资本最根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