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于工业化的旧国际话语体系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国正在推进的绿色化进程，或将成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
“走一条绿色化的城镇化之路，中国从顶层设计到社会认知，均已经达成共识”，这是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对《中国投资》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早在2013年，中央就专门召开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和原则，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的城镇化。2015年4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色化”被频频提及，而其重要的承载体现就包含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
虽然社会都已经意识到绿色城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推行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还是走了一段偏路。”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曾经说，中国开始时曾经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期望农民就地转化为市民，但后来的结果显示，这一模式在中国很难走通，大量的人口还是涌入了大城市。《意见》就此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增强中小城市承载能力，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在潘家华看来，这些弯路是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是过去城镇规划没有长远规划和科学规划的结果。
新的话语体系
《中国投资》：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未来城镇化发展之路，您如何解读？
潘家华：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党所提出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都是为落实这一布局而出的具体策略，“四化”对于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抓手，但对于完成“五位一体”显然还是不够的。这就意味着还需要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要“绿色化”，它被提到了与“四化”并举的地位，变成“五化”。
绿色化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至少3方面的内容。
首先，绿色化是一种观念、理念、文化、伦理以及行为准则。我们在实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都应该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行为准则，融入到其中。这也就意味着，新型城镇化必须是绿色化的。我个人理解，绿色化的“化”，是一种教化，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评判标准。
其次，绿色化与其他“四化”并列，也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不是一个社会包袱。绿色化在技术层面主要包含3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第一，污染控制。源头防范，过程控制、治理等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形成产业，比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本身就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第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效率需要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方式，需要有投入，必然也会产生就业和经济价值。第三，生态保护。生态保护也是一个产业，比如生态重建，可以产生就业、创造价值和拉动经济增长，生态服务是社会服务的一部分，现代人不仅有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也需要有干净的水、蓝色的天空、干净的空气等等，这都是需要生态保护产业的支持。
最后，绿色化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又必须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体的进程中，这就包括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绿色化要融入到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的空间布局、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等各环节都必须要实现绿色化。同时，绿色化还是一种评判标准，用以判断我们是否实现了真正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中国投资》：中国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做法，也正在被国际社会所关注，形成了国际生态话语权，您怎么评价？
潘家华：实际上，这不是话语权，而是一种“话语体系”。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国际现行的话语体系，是工业文明的话语体系，是坚船利炮、弱肉强食的一种竞争性的话语体系，体现的是效用主义，并不重视自然生产财富的价值观，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自然本身是财富，也在创造和维护着财富，工业文明的话语体系忽略了这一点。这样的一种国家话语体系，无法解决全球所面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如果还继续按照过去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运作下去，我们就会加速走向毁灭。很显然，工业话语体系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国际社会需要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要寻求和谐，追求的是生态文明而不是弱肉强食，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体现的是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这种话语体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的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这样的国际话语体系，实际上就是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要想让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自己来完成话语体系的转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是旧话语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而且，这些国家也没有相对应的历史文化积淀。
中华文明有着几千年的传承历史，有像“天人合一”“和谐中庸”这样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现实的需求。综合各种因素后，建立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责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人身上。
中国要想解决生态环境脆弱、资源存量有限、人口众多等问题，并且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改变生产发展方式，必须要改变消费方式，也必须有观念的提升。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当今世界也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这不仅包括生态建设实践方式的贡献，还包括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贡献。如果思维方式、生产方式、话语体系没有转变，那么世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
同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也需要中国主导世界新的话语体系。
城镇化问题
《中国投资》：很多人说，现在中国的城市“千城一面”。而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这是中国第四个国家级城市群规划。作为中国探索城镇化发展的一条路径，您怎么评价？
潘家华：以前我们的城镇化，应该说是属于“百花齐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在把城镇化简单视为工业化和房地产化。所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招商引资，都在大规模地工业开发、大兴土木，这也就使得城市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资源浪费也很严重。这样的城镇化，显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绿色化的城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再将视角放在单个的城市发展上。比如，北京现在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自己大力发展绿色化。但是，如果周边的城市不发展绿色化，北京自己也很难实现绿色化。城市集群的发展，就是树立城市体系的观念，是一种城市体系的绿色化。这种城市体系包含有大、中、小不同的城市规模。
这种城市群的规划，也要避免同质竞争。首先是城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要有特色和互补性，能够相互支撑。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城市群是一种地域概念，各个城市群要表现出自己不同的地域特色，这样使得不同的城市群之间可以实现相互关联、相互支撑。这也是新型城镇化为什么要走城市集群的发展道路的原因。
《中国投资》：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城镇化发展非常快，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有不足之处，您觉得，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之中，存在有哪些问题？
潘家华：首先，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强化。城镇化实际上是希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中国是产业、工业化导向的城镇化，使得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就形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就是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这意味着，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城市内部出现。城市化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之所以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际上并不是要完全消灭农村，而是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发展权益、发展机会的均等化。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的政府文件中，提到最多的不是“城镇化”，而是“城乡一体化”。如果现在能够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那么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自然也就消除了。
其次，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现象，缺乏长远规划。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很多地方在做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时候，都是地面富丽堂皇，建设了很多的地标建筑，而没有重视看不见的地下基础设施建设，也不重视普通的民居。这并不是均衡发展，而是面子工程。一切为了利益导向，城镇化中过度重视GDP，大规模招商引资，大兴土木，搞房地产建设。
第三，城镇化规划缺乏科学性和法律性。很多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缺乏长远考虑，没有城市发展的主线和传承性。我们自己也扼杀掉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传承，造成了城市运行过程中空间、时间、能源等方面的浪费。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伦敦和巴黎等城市学习，它们再怎么发展，整个城市长期的主线是清晰的。
第四，城市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极化现象突出。现在优质资源都垄断在中心城市，教育、医疗等等社会资源过分集中。这就导致中国大城市无限膨胀，中小城市发展乏力。
探索绿色城镇化
《中国投资》：我们怎么去建设绿色化的城镇化？
潘家华：第一，要有一个顺应历史和自然的城镇化顶层设计体系。这个顶层设计，要综合考虑中国城镇化的速度、规模。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城镇化速度比较慢，但那时候却是高质量的城镇化。改革开放之后的城镇化，有大量的农民工和无户籍流动人口涌入城市，这个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因此，国家应当根据经济增长、人口结构等，把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以保证城镇化的质量。
同时，国家要设计城镇化发展的全国布局。我国东、中、西部的环境容量、资源水平市场潜力等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考虑全国城市布局的时候，应该有大的城市群，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等，也应该在中部、西部等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城市群。
第二，要考虑每个城市具体的规划，包括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和软件服务设施规划等。现在我国城市规划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前瞻性和连续性。发展新型城镇化必须有好的城市发展规划。
第三，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每个城市都应该做好相应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规模设计。功能定位是到底我这个城市是消费型城市，还是生产型城市，或者以消费为主、以生产为主的城市，要有明确的定位。城市功能定位一是要考虑城市的资源优势，二是要考虑可持续性，不能过度依赖一个产业。
第四，要市民化。中国的城市发展52.6%的城镇人口中间，有17.7%的人是没有户籍的，相应的，这部分人群不能享受城市的医疗、教育、服务，将过去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市民化是个漫长过程，要让这部分转化来的城市人口能够真真正正融入到城市中。
第五，要低碳化。绿色化的城镇化必须走低碳发展之路，这其实是一个能源问题。现在，雾霾、环境污染等问题突出，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化石能源。最关键是从能源角度考量城市如何低碳化发展。另外，必须保证能源安全。我们现在这么大的经济能源总量，又处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能源保证，是没有办法发展城镇化的。
最后，是分散化。现在，全国最好的教育、文化、经济、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每个省最好的资源也都集中在省会城市，这样高度集中，会使得大城市无限膨胀。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让资源相对分散一些，就会改善现在的状况。
总之，中国在推进绿色化的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解放思想，换一种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