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法（1）：求真

经验与理性

我家附近有所大专学院，前面草坪有一排排的树。其中一排松树每棵都是向马路那边倾斜。假若你问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会这样，他会以学者的口吻说，“变量很多，不能三言两语说得明白。要好好研究。”你问一个住在附近的老太婆，甚至过路的老乡，他会毫不犹豫的说，“空旷的草坪，整年吹西风，不向东斜才怪呢”。教授从树的生成形态去分析，越弄越复杂；老乡从树的生长真相去想，一语中的。甚么是树的生长真相？所有树都是垂直生长的。为此，它们倾斜肯定是被横推，在这里是被西风推。假若树的生长是没有垂直的定律，是任意生成的，那就真的很难解释为甚么整排往东斜。真相是甚么？是现象底下的本质：树的形态来自树的垂直生长本质。本质是必然因素；天然的风向、水流、日照等等，人为的地面地下管道、顽童的推撞等等都是偶然因素。表面来看（看现象），树的根、干、枝、叶没有一处是与地面成直角的，但因为有了垂直生长的定律，其他的偶然因素才有解释的意义。老乡有的是“常识”：对事物真相的直觉洞悉。如果没有常识，多少学术研究也研究不出“风吹，树斜”。

真相也包括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例如，30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建设范围不断向外扩大。这是个可以观察和量化的现象。同期，城市小汽车的数量和使用也不断增加，这也是个可验证的现象。假如我说，小汽车增加是城市扩大的原因之一，相信很多人会点头。但是，假如我指出，同期内，城市居民拥有和使用电冰箱也在增加，并断论这是城市范围扩大的原因，相信同意我的人不会多。两套都可以“科学验证”的“相关关系”，为甚么一个有说服力，一个没有？

因果关系也需要“常识”来演释。亚里士多德的最大贡献之一是逻辑三段论。最简单的解释是：a带来b，b带来c，因此a带来c。小汽车增加提升交通的“可达性”（同一的时间可以去远一些）；可达性提升了，城市的范围就自然扩大（假设市民是追求更大的居住面积而土地的价格是离开中心区越远，越低），因此，小汽车增加带来城市扩大。（当然，这是相当肤浅的例子，甚至有人会倒过来说，城市扩大带来小汽车增加。但关键是这个倒过来的推理也得用上因果逻辑。）“可达性”理念把小汽车增加（现象）和城市扩大（现象）连上了。所以听来“言之成理”。好像没有甚么理念可以把电冰箱增加和城市扩大连起来。要注意，“可达性”本身不是个“现象”，是个“理念”。“理念”思维是人与兽的基本分别，而理念中以因果最为关键和突出。

西方求真分两条线：靠归纳经验（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靠演绎理念（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这些，我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做了梳理。现今，是经验主义的世界。但当年的祖师爷，如洛克和牛顿，都承认“必然”的知识是不能靠经验去获取的（这是个完全逻辑的结论，因为“经验”一定有时、空的规范，而“必然”就必须跨越时、空）。所以，他们谦虚的承认“经验科学”（知识）只是种意见和判断，虽然可能很可靠但不是必然的真理。他们同时又强调，用来解释物质世界，是够用了。但是，到了经验求知成为一种“主义”，经验就被视为一切知识的唯一基础。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被放在“心理科学”里（例如解释道德选择），就是被贬为没有用、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例如探讨生命意义）。当然，人不会因为经验主义是主流就停止思考经验主义不去思考或不能思考的东西。

我认为，作为思考方法，经验与理性同样重要，但各有不同作用。经验是有关现象，理性是有关真相。现象是万变，真相是不变。万变的现象可用来验证不变的真相；不变的真相可用来解释万变的现象。

经验主义已经发展了好几百年，理性主义同时被压抑了好几百年。我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谈过牛顿对笛卡尔的尊重。但随着英语文明支配全球文明，“理性”的声音也越来越少听到了。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理性主义”的“求知”。当然，这被“经验主义者”批判得体无完肤。我认为是文人相轻再加上“主义化”使双方走上极端和僵化。无论怎样，我觉得这套来自欧陆，主要是法语体系的求知方法对我很有帮助。

笛卡尔是数学家，发明解析几何，把数学中最具体的几何和最抽象的代数融合起来。他的思维范式既活泼又精密。他认为人的官能感觉不一定可靠，以它作为知识基础很容易被误导。他想拿到像数学般同样精、准、确的知识。他从怀疑一切开始，最终得出“我思，故我在”。这些大家都知道。我想最简略地谈谈他求知的方法。他并没有否定官能感觉，但他更想拿到“绝对可靠”的知识。

我用他《指导思想的守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有译为《心灵的方向》，其实不大贴切）。这书比他有名的《第一哲学的沉思》和《谈谈方法》写得更早，但更纯朴。我只选最精警和关键的几句话，但也颇够我用了。

第一守则：我们的思想应该用来作“正确和合理的判断”，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knowledge）不是孤立的，都是人类智慧（wisdom）的分支。

第二守则：我们只应研究可以取得“确定和显明认识的事物”。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分辨对错、真伪，就不如不去研究。可以经理性去证明是无可置疑的东西才可称知识。

第三守则：我们只应研究我们由直觉发现或可以清楚演绎出来的东西。要避开假想和依赖别人。

第四守则：这方法有一套简单和可靠的守则。经此方法可获得所有事物的真知。人的思想当初是清纯的（pure），但一开始求知，思想就变得浑浊。这方法把思想回复清纯。

第五守则：把复杂问题简化到最简单的细部，然后凭直觉从最简单的细部回返到原初的问题。

第六守则：“最简单”（the simplest）的，或“绝对”（absolute）的东西是普世的（universal），而且是不能再分化为更简单的细部。任何问题的“隐晦”（obscure）或“相对”（relative）之处都会包含着这些“绝对”细部的某些成份，并且可以从这些“绝对”细部演绎出来。

第七守则：当研究简单到复杂的关系链条时，不容漏失一步。多次走遍这条关系链条后，我们会无需通过演绎就可以看通每一步是如何地连接起来的。

第九守则：应聚焦于问题的最简单元素，只有如此才终能得到直觉的真知。

第十一守则：我们应仔细思量各个细部的关系。反复思量直觉链条会使我们对整个问题有直觉的了解，这会提升我们的思考能力。
第十二守则：我们应发挥所有的智力、想象力、官能感知和记忆力。这才可以把我们想知的东西和我们已知的东西结合起来。

笛卡尔斩钉截铁的说，“我们应该探索我们能够通过‘直觉’（intuition）或‘演绎’（deduction）去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别人思想出来或者我们假想出来的东西。求知（attain knowledge）并无他途”。接着他解释说，“讲直觉，我指的不是官能给我们的，没有稳定性的保证，或无稽想像力的不可靠的判断，而是经过一个清晰和留心的思想产生出的易明和清楚的概念（conception），使我们对当前之事有无可置疑的理解（understanding）。也可以说，这是个由清晰的思想产出的不容置疑的理念。一个完全源于‘理性之光’（light of reason）的理念，比演绎出来的理念更确定，因为它是更简单（虽然经演绎出来的理念也不会有错）”。“讲演绎，我是指从确定的东西得出的必然结论。我们要用演绎去求真，因为很多可知的东西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而是用已知的原理（principle，也可译作“因”），通过一套在每个环节上都有其清楚的直觉延续和不中断的思想运作（continuous
and uninterrupted movement of thought）去推论出来的”。

笛卡尔的“直觉”是产生于一个“清晰和留心”的思想，产出的是“无可置疑”的理念。清晰（uncluttered）就是没有杂念，主要是没有被别人的思想或自己的假想感染，也就是回复清纯；“留心”（attentive）就是叫我们特别留意那些大多数人不屑去思考的、最容易和简单的东西。清晰和留心的思想会察觉“理性之光”，照耀出“清楚和分明”的真理。清楚和分明是真理的特征。笛卡尔形容“清楚”（clear，笛卡尔的法文是claire）为，“当我凝视著某个东西，它有很高的可辨性，并以很大的力度去刺激我的视觉而产生的那种‘明亮和生动’”。他把这种“清楚”比拟为强烈的物理感觉，如痛楚，或强烈的思想，如欲望。笛卡尔的“分明”（distinct，法文也是distinct）指“不容与其他东西混淆”，也就是“非但‘清楚’，而且是与所有其他的知觉（perception）是如此利落的分开以至使它每一细部都是‘清楚’”。看来，笛卡尔也相信真理不是越“辩”越明，而是越“辨”越明。

笛卡尔认为只有这些通过清晰和留心的思想，清楚和分明辨别出来的东西才是真知识，称之为“天赋理念”（innate ideas）。“天赋”者是指“内在”。他与柏拉图同属“回忆论者”。（doctrine of recollection），“当我首先发现任何一个这些理念的时候，我好像不是拿到甚么新的知识，而是好像记忆起某些我从前已经认识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形容在寻到真理的一刻，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可以指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一个基本分别：经验主义的真理是从外面归纳所得的，是种“发明”；理性主义的真理是从内面辨认而得的，是种“发掘”。既然是内在，就必然是与生俱来（天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发掘真理的能力，（清晰和留心的思想）而发掘出来的真理（清楚和分明的理念）也应该是同一的真理——天赋理念人人都有，人人都同。立即就得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我来说，这是理性主义的魅力所在。

笛卡尔求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恼。他发觉他的心法对他有效，就公诸同好。他没有想说服你，只有你才可以说服你自己。笛卡尔说，“我的目的不是去教授一套每一个想正确地引导自己理性的人都应当跟从的方法，只是说明我曾经如何去引导我自己的理性。……我发表这著作只是作为一个历史——可以说是一个寓言——你在此中或可发现一些值得模仿的东西；若是你同时发现一些你不应该跟从的东西，也不应怪责我。我希望我的奉献对某些人会有用，对任何人无损，而所有人亦会同意我是坦诚的”。

其实，笛卡尔的“方法”是种“心法”。既是心法，就要“少讲多想”，尤其是“少辩”。在今天人人想讲、人人要讲的气候里，这是个清凉剂。以静默、退隐去创造空间、摒除杂念、收敛心神，把人的思想带进一个“清晰和留心”的境界去聆听藏于内心的声音，让理性之光进来，让“清楚和分明”的天赋理念呈现。

“想”可以制度化。一种方法可能是“退省”（retreat）。“退”是找个清静的地方，“省”是闭关自省。这不是讨论会，更不能是辩论会。是避世式的个人自省、无言式的静默沉思。可以环绕一个一般性的主题，或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退省的目的是好好的想想这个主题或问题的因果真相。

典型做法可以这样子。大清早，有关人等（几个到几十个）齐集于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幽静之所。谁也不能迟到、早退；谁也不带手机、电脑（除了极少数的工作组人员）。退省的主持人应该是最高领导者，以身作则。先由对主题或问题有见地的“高人”介绍他会如何探索主题/问题的真相，聚焦于思路而非结论。跟着各人在“真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共识下“入静”，各自找合适的环境去启动“清晰和留心”的思想。除不说话外，也不准写、不准读，好让脑袋更能察觉“清楚和分明”的理念。中午饭前，各人分配纸张，以最简练的言词、最少的字数，写下心里所得，交工作组整理，贴在公示板让各人午饭后观读。跟着收起，以免影响下午的静思。下午四点左右，各人再写心得，但内容一定要是有关主题/问题真相。跟着齐集，抽签请三几个人发言，每人不多于5—10分钟。发言者只能讲自己的心得，不能发问、不用自辩、更不准互辩。发言的目的不是决胜负、定正误，是提升众人对主题/问题真相的各侧面、层面的认识。六点前“出静”。工作小组整理总结，不作注释、不加粉饰。所有人的心得不记名收入附录。这是智慧的汇集，不是辩证的判决，作为未来辩论和决策的权威参考。

当然，“退省”只是一个例子。但原则是鲜明的：“清晰和留心”去寻真，“清楚和分明”去辨真；真理人人可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用一个字去形容心法，就是“悟”。我抄袭自己在《旧概念与新环境》（繁体字版）说过的小故事。禅家五祖弘忍（601—675）命诸弟子作偈，助他决定衣钵授谁。大弟子神秀学富五车，写出“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众人赞叹。独五祖认为未得他的真传。厨下僧慧能，连字都不认识，但独具慧心，相得别人为他在粉墙上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此得传衣钵，成为禅宗六祖。佛教在他领导下，大放光芒。

其实，神秀与慧能，各有精采，而且殊途同归，有“南顿北渐”之说。北宗禅由神秀（606—706）开发，主张“拂尘看净”，走“渐悟”之路；南宗禅由慧能（638—713）开发，主张“见性成佛”，走“顿悟”之路。但是渐悟和顿悟都是“悟”——一种来自内心的直觉洞悉。慧能的偈最后还有两句，“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他的“见性成佛”就是“自有佛性，顿悟成佛”。神秀也有“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舍父逃走”。两人都是从内心求悟，只是方法上的分别而已。笛卡尔的“清晰和留心”的思想有如“拂尘看净”，是种“渐悟”的功夫；他的“清楚和分明”的理念就是“见性成佛”，有种“顿悟”的味道。做好工夫才能尝好味道。

编辑 | 肖静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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