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如何运用天时、地利、人和
●理性求真
●“观点法”——把理念“方法化”
如何运用天时、地利、人和
成功因素有三：天时、地利、人和。但这些只是“因素”，并不是“方法”——如何运用这些因素去取得成功。作为方法，这些因素的价值要有轻重的排列，它们的运作要有先后的次序。
天时、地利、人和无轻重之分，但有先后之别。依中华民族的性格，处事时往往从“人和”入手，但人际关系的处理则往往会绑架了处事的大方向、总原则。我认为，为取得成功（达到目的），要先看天时，再选地利，最后才求人和。
天时是“大气候”，不能改变的，起码不会因为你而改变。因此，“认识”天时就是认识你不可干的东西，这是关键。因为，知道了甚么是不可干、就同时让你知道甚么是可干的了。有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你不跟“天时”对抗，就会觉得原来你可走的路多得很。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可以把你带到你想去的目的地。你甚至可以“借用”天时。孔明的东风就是借来的。
地利是“小环境”。不同的路都可以把你带到目的地，走哪条路？你要“选择”。不同的路有不同的走法。我想起韩信用兵。兵书说“背山而战”是上策，因为不会前后受敌。但如果敌兵比你多几倍，怎样布阵都不行，如何？韩信选“背水而战”。按兵书，是下策。但“哀兵必胜”，战意可以扭转战果。地利是指配合外在条件去发挥你的内在能力。
人和是人际关系的调理。当你选择了你要走的路，你才会知道在这条路上哪些人会帮你（助力），哪些人会挡你（阻力）。路径未定之前，你不会知道哪些人际关系和甚么相关利益需要调理和怎样调理。如果在未认识天时和选择地利之前去搅人和，就会造成无的放矢的浪费，或盲目行动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人和跟天时与地利同样重要，但要在最后才处理。
我到西方是为了想学一些洋为中用的东西，好使日后对国家发展有点作用（那时是1973年，改革开放还未有迹象）。但差不多从开始我就觉得“凡事相对”的西方政治文化有点不对劲。整天听到的都是“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就要看你的观点和角度了”。我想，如果是这样，公共“决策”岂不完全就是政治？也即是权力决定一切。“理性”放在哪里？我到这些学府是想找理性。而今它对我说在人与人的事情上（这不只是政府，也包括团体、企业、甚至家庭），全都是政治。难怪我茫然。
当初，我在这些名教授、名学府之下，未曾想到那么多的人是穿上了“皇帝的新衣”。我只是希望在“一切都是政治”的气候里，为“理性求真”找点空间。我当时的立足点是，“假设我接受了对与不对、好与不好都是取决于观点与角度，但如果能够把观点与角度固定下来，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可不可以凭理性裁定？”。还有，在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去看一个实景会看出不同的透视(perspectives，这也是由美术引领的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观念突破，开启现代的科学思维)。但是，透视虽然不同，实景仍是一个。当然，每一个观点与角度都是独特的，但如果能够把从不同观点与角度看出的不同透视综合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更接近实景。在这个立足点上我创出“观点法”。有人说是评估法，有人说是决策论，甚至有人说是运筹学。
我先把“政策”（包括方案、法律、规划以至任何决策）定义为“有目的的行动”。我相信人人都会同意，无论是任何观点、任何角度、一个好的政策必须是能为这个观点、这个角度达成目的。我叫它做“主导观点”。
目的与行动之间一定要有因果逻辑。而且，一个政策往往不只一个目的和一个行动。虽然在构思上，某一个特定行动可能是为某一个特定目的而设的，但在现实中，每个行动跟所有的目的都会是因（行动）果（目的）相连，而且是无可避免的。举例，如果一个政策有3个目的，采用了4个行动，就会有12个因果环节。每一个环节对整个政策的成败都有影响。可见，目的与行动的因果关系是纵横交错的，要一一跟踪，才可评估出这些行动的“效应”（effectiveness），也就是能否“达到目的”。这分两方面：（1）行动与目的对不对口，越是对口，达成目的的机会越大。（2）如果目的之间有轻重之别，那么，越是重要的目的应该有越对口的行动去达成它。
就算行动很对口，但会不会出手太重或落手太轻。太重是浪费，太轻也是浪费，因为如果落手太轻会导致功亏一篑，也就是前功尽弃了。这是“效率”（efficiency）评估，也就是行动的必需性（是否过多）和充分性（是否足够），包括物资、人才、信息、组织、时间等等，要一一衡量。
一个有效应和够效率的政策也未必会成功，因为还有人的因素。政策的可行性（feasibility）有两方面。（1）认同度：越被有关利益方接受的越易实现，反之就不易实现。（2）执行度：越被执行人员拥护的越能成事，反之就不易成事。接受与拥护就是“人和”，要一一探索。
评估效应、效率是“知己”，评估人和就要“知彼”了。要相关利益方接受和执行人员拥护就要从他们的观点与角度（我叫这些做“相关观点”）去看政策了，主要是看政策的行动对“他们的价值和利益”有甚么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然后，通过“说之以理”（说服他们政策行动对他们的价值和利益有正面作用；这或者会导至决策者反思和修改政策目的和行动）、“诱之以利”（调整政策行动或采取政策之外的手段去给他们好处；决策者当然要考虑成本）、“压之以力”（勉强他们；对决策者当然会有后患）。
我40多年前创这套方法时，主要是想在“凡事都是政治”的气候里为“理性求真”创点空间。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在制定和辩论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用这套思路——知己（因为这对自己有利）知彼（因为这也是对自已有利）——他们的辩论会更理性，岂不是好事。好在哪？每个参与者都看清他自己的利益与实力所在，那就不会长短失调、进退失度；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争议聚焦于真正的分歧，就会减少了误解或误会。我接受人与人之间永远有分歧，永远有政治（权力之争），但我不接受的是“理性懒惰”（intellectual laziness）。这套方法是要把理性带入政治。
理性告诉人，要成功就要平衡自存与共存。但是，要与人共存仍需要我们做出选择：“说之以理”是上策，但可能要我们反思和修改自己的目的或行动，也就是会降低效应；“诱之以利”是中策，但可能要我们增加成本，也就是会削减效率；“压之以力”是下策，是勉人之所难，但自己付出最少（起码短期内如此）。理性使我们明白自存与共存之道，但是明白是一回事，选择是另一回事。知之，行之当然是好事，但人类是奇怪的动物，可以选择知而不行，甚至背道而行。我常说，这套方法好像一把利剑，“知己知彼”使你“百战百胜”。但怎样去用这把剑也有境界高低之分。到今天，我仍保持乐观。
“观点法”全名是S-CAD：观点——一致性、充要性、可行性。
S是Subjectivity，是“主导观点”，也就是分析和评估所选用的观点与角度，一般是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价值观、立场）与角度（所在的时、空与处境）。
C是Consistency，通过分析政策目的与行动之间的因果逻辑（对口性）去衡量政策的“效应”（以最高概率去达成目的）。
A是Adequacy，通过分析政策行动的必要性（需要不需要）和充分性（足够不足够）去衡量政策的“效率”（以最低成本去达成目的）。
D是Dependency，通过分析政策被相关利益者的接受程度和被行动人员的拥护程度，从而作出对应。
最理想是决策者自评，不用假手“专家”，因为决策者最能“知己”，也最需要知己。决策者的实际经验和知识往往足够做“自评”。而且，就算委托专家也必须要他们站准在决策者的观点（主导观点）去进行评估，不能引入自己的个人观点。不然就是不够“专业”了。
任何由人作出的决定，都一定是主观的，就算客观事实也一定要通过主观解释才能产生意义。在政策设计和评估中，通过定性与定量的应有关系最能突出主观与客观的应有关系。
谁都知道，不把问题定性，定量分析是无法进行的。同时，不能做定量分析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定性不准确、不到位，或不清楚，而这些又往往反映问题的定性隐藏着不清晰的理念和不逻辑的思维。为此，定性与定量的应有关系是，“定性指导定量，定量检验定性”。这也是政策设计和评估中的应有分工，反映主观判断和客观事实的互动，政治智慧与专业知识的互补。
S-CAD法毫不讳言政策设计与评估一定有主观成分，因此设置“主导观点”(甲方立场)去固定分析的方向——知己(这是为了保证效用)，又设置“相关观点”(各相关利益方的立场)去探索相关利益方的反应——知彼(这有助于趋向道德)。更关键的是，在S-CAD法里，知己与知彼有着不可分割和有机性的相连，也就是，“好的政策一定要兼顾效用和道德”。
目的与行动是所有政策的基本元素，但可以深化和细化。目的可分为立场（价值观）和目标（价值观的具体化），而行动可分为手段（行动的实践）和结果（行动的产出）。这四组元素产生了3个环节：目标代表立场、手段追求目标、结果衡量手段。环节与环节又可扣成链带：立场——目标——手段——结果。可以想象，每个立场会带着一大串的目标、手段、结果。这些目标、手段、结果要为这个立场“服务”，“服务”的优劣（效应、效率）就要看这些目标、手段、结果对口不对口、需要不需要、充分不充分。这些关系像一个蜘蛛网，牵一发动全身，但都是有踪可循的。为此，我设计了一套电脑软件。
S-CAD其实是个“元方法”（meta-method）。可以用5个词表达：目的、行动、效应、效率、可行。可以用于大大小小、形形种种的决策上。虽然方法不能取代想象力。但它可以刺激想象力和规范想象力。想象力再配上逻辑就威力无穷了。
我1986年出版的《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英文，中文版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个小标题：“常理的结构化”（common-sense structured）。效应、效率、可行是常理；天时、地利、人和也是常理。“常”是“恒常”的意思。正因为这些理念是这么简单、这么普世，所以看起来很“平常”。我唯一的贡献是把这些理念“方法化”，也就是按因果逻辑去把它们排序：先是认识天时，跟着是选择地利，最后是调理人和；首先跟踪效应、继是衡量效率、最后是探索可行性。这方法（思维范式）反应一个价值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其实，自存与共存平衡也是出于常理：人类通过理性发掘出来的“自然之法”。选择“自然之法”就是“顺天”。我希望“顺天”成为中国的决策文化。
编辑 | 肖静秋
设计 | 大 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