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 1896恩德贝莱人起义中的白人防御营垒

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

尽管“非洲民族主义”常被与“二战”后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相关联，但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一些说法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非洲多个地方的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是非洲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标志，还有一些说法将兴起时间进一步提前，但这一部分涉及的主要是较早与西方资本主义力量有深入接触的西部非洲沿海地区，这里最晚在19世纪中期就已出现民族主义性质的斗争性活动。

“二战”后，一些领导斗争的民族主义组织还在自己的宣传中追溯历史，把那些早期与殖民者斗争的人当作民族主义先驱。比如安哥拉人会把生活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的恩津加（Njinga）女王视作“民族英雄”；南非的一些反种族主义者则尊崇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位叫戴维·斯图尔曼（David Stuurman）的科伊人（Khoi）政治家——他曾两次从罗本岛囚禁地逃出。

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欧洲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有非洲人自身的斗争、思考。奴隶贸易、奴隶制和与之相伴随的白人种族主义给黑人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在反对奴隶贸易、奴隶制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中，一些非洲人产生了非洲人是一个整体的意识。进入19世纪后，更多的欧洲商人、传教士以及一些从美洲回来的非洲人后裔进入非洲，西方的民族主义国家理念、近代自由平等的政治思想、宗教性质的平等观念等输入并慢慢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瓜分和侵略引发了非洲人民的反抗，虽然这些反抗当时都失败了，但它们为后来的更深入、更大规模的民族主义运动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非洲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与欧洲人接触较多、学习了欧洲人知识、掌握了欧洲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的非洲人进行了具体的演绎。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被誉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他在语言文学上颇具造诣，也擅长进行研究、政治斗争和社会活动。他认为黑人应为自己种族的历史和成就而自豪，注重恢复和培养黑人的自尊和自信；他提出了以“非洲个性”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他认识到了殖民文化的威胁，主张在保持非洲个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西方文明，并强调要发展有利于非洲人的教育事业，以推动非洲民族道德精神的进步。出生于塞拉利昂的阿非利加努斯·霍顿（Africanus Horton）童年时期在教会学校求学，后至英国留学，成长为一名医生，他潜心研究西非历史，观察西非当时的现实，发表多部政治著作。他除了批判种族主义外，还就西非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等问题向殖民当局提出建议。他认为，一旦殖民地经济得到发展，安全有保障，独立的日子就会到来。

非洲民族主义有自己的发展历史，也有自己的特点。非洲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帝反殖并争取政治独立，它借用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口号但又赋予其新的内涵，它具有温和的人道主义色彩，它还具有泛非主义的倾向。

⬆ 被誉为“非洲民族主义之父”的布莱登

非洲民族主义斗争的发展

在非洲民族主义引领下，非洲人从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加纳历史学家阿杜·博亨（Adu Boahen）将殖民主义与非洲人的能动性斗争分为三个阶段：1880—1919年是使用对抗、联盟或暂时屈服的战略以保卫非洲主权和独立的时期，1919—1935年是使用抗议和抵抗战略的适应阶段，1935年到独立是使用积极战略的独立运动阶段。

在第一阶段，非洲人力图通过斗争拒绝外来的统治，很多斗争采取了激烈的武装形式，比如达荷美国王贝汉津领导的抗法斗争、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领导的抗意斗争、阿散蒂王国的抗英斗争、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抗击白人殖民者的斗争等。1896—1897年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反对白人殖民者的起义曾被一些白人学者认为是两场各自为政的“暴乱”，这些学者强调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过往的敌对关系，认为他们并非同一个“民族”，而是两个不同的“部族”，他们所开展的斗争依靠的是落后的武器，并且准备不充分，组织效率非常低下。一些欧洲人认为他们经历的并非“战争”，所有的行动只是“镇压反叛”而已。“二战”后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武装斗争开始后，1896—1897年的斗争就被当作了整个津巴布韦民族主义斗争的先声：1896—1897年的恩德贝莱人和绍纳人的斗争是“第一次解放战争”（The First Chimurenga），而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武装斗争则是“第二次解放战争”（The Second Chimurenga）。

在第二阶段，经受了第一阶段失败后的非洲人意识到难以在物质实力特别是武器方面反抗殖民统治，于是他们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和平斗争，包括抵制、请愿、游行、罢工等。一些行业或地区性的协会、互助会以及工会等领导或组织了这些斗争，还有一些宗教性组织也进行了斗争。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黄金海岸等生产和出口可可的殖民地多次发生的“可可拒售”（cocoa hold-ups）运动。由于宗主国企业的垄断、宗主国企业与殖民地当局的合谋操纵以及可可市场波动等原因，黄金海岸多次出现可可价格偏低影响可可农利益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可可农一方面进行了组织，他们在1910年和1928年分别成立了可可农协会(Cocoa
Farmers Association)和黄金海岸可可农联盟（Gold Coast Federation of Cocoa Farmers）；另一方面则发起“拒售”运动，其中1930—1931年的拒售运动最为突出，当时有人在可可种植区敲着大铁铃（gong-gong）进行宣传，表示任何购买欧洲人商品和向欧洲人出售可可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还有一些人在通往可可收购站的道路上设卡，对不遵从拒售令的人进行劝返或者暴力驱逐。

在第三阶段，特别是“二战”结束后，非洲民族主义斗争开始掀起大浪潮。“二战”削弱了殖民宗主国的力量，而非洲人则通过在战争中的参与接受了洗礼，提升了认识，一些从战场返回家乡的非洲人成了民族主义斗争的生力军。亚洲等地发生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斗争的胜利也激励了非洲人，加快了他们寻求独立的步伐。亚非的民族主义者还联合起来，要求根除殖民主义的邪恶，支持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1955年万隆会议后，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陆续明确地提出了自治和独立的要求。与此同时，泛非主义、宗主国的顺势改革也发挥了推动的作用。在整体形势大变化的背景下，非洲民族主义斗争自身的组织也在不断加强，一些已有的旨在求自身所在群体福利的松散组织逐渐转变为更为有力的政治组织或政党，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组织开始面向全领地，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政党。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的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以“立即自治”为口号，强调“积极行动”的策略，取代统一大会党（United Gold Coast
Convention）成为黄金海岸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政党，最终造就了加纳的独立。尼雷尔（Julius
Nyerere）于1954年将“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Tanganyika African
Association）改组为组织更为紧密有力、包容性更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团结其他各族各行业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在1960年的殖民地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随后在1961年赢得了正式的独立。

⬆ 1954年“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

结语

非洲民族主义产生的因素具有多元性，其发展的过程也因各国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非洲民族主义引领下的斗争和发展探索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或者不同的道路。非洲民族主义指导完成了非洲国家的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达致非洲人的解放，殖民主义的遗留、种族主义的影响、非洲各国民族主义之间的歧异等仍然存在，这意味着非洲民族主义因素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同时，它也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地发展。

编辑 | 肖静秋

校对 | 闫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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