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翻性”策略与蒙博托政权的覆灭

从“外翻性”概念说起

1993年，法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巴亚特（Jean-Francois Bayart）在《非洲的国家：贪婪政治》一书（Th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the Belly）中，提出了非洲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外翻性（extraversion）。外翻性概念针对的是上世纪70和8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在依附理论看来，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陷入“不发展”的泥沼，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位置，而这种边缘位置是结构性的，除非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否则难以改变。但是，巴亚特认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更多体现为外翻性而非依附性。所谓“外翻性”就是指，由于在对内统治方面存在极大的困难，非洲的统治者倾向于采取外翻策略，即从他们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许是不平等的）中汲取资源，并反过来利用这些资源维持其对非洲社会的统治。在巴亚特看来，非洲政治的这种外翻性特征使得外部环境成为“政治集中和经济积累过程中的主要资源来源”。 

外翻性概念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依附理论提出了挑战。第一，非洲国家的依附性是非洲统治精英自我选择的结果。如前所述，依附理论将非洲国家的依附性与它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位置联系在一起，因此，依附性被视为某种“无法选择”的结构性特征。与此相反，外翻性概念突出非洲统治精英的能动性，强调非洲国家的依附性是统治精英理性选择的结果——通过这种依附性，统治精英能够从外部世界获取维持统治所需的物质和象征性资源。第二，非洲国家的依附性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依附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体系性力量”，倾向于认为广大前殖民地社会在这种“体系性力量”面前充满“无力感”。与之相反，外翻性概念强调的却是非洲统治者面对非洲社会时的“无力感”。巴亚特详细考察了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权力集中的困难：除了自身生产力水平低下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非洲社会内部的冲突烈度较低……因为居于弱势地位的群体的一个武器就是逃跑，尤其是考虑到非洲人口密度低而土地资源丰富……这些都抑制了集权国家的出现。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统治者没有能力对民众施加有效的控制，非洲成了一个未被充分剥削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转而成为非洲统治者进行政治集权和经济积累的主要来源。 

外翻性概念揭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在国家构建方面的一种特殊路径选择，即通过调控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而非与本国社会的关系来寻求国家构建的资源与动力。这一路径在为统治者带来短期的执政资源的同时，也为一些非洲国家的国家构建进程带来了长期性风险，而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陆出现的国家失效浪潮就代表了这种长期性风险的集中迸发。刚果金曾被认为是“失效国家”的原型。自1997年蒙博托政权崩溃之后，刚果金便陷入了持续的混乱和内战之中，造成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纪之交，刚果金的两次内战共造成540万人遇难，除此之外，战争还引发了难民潮、侵犯基本人权等人道主义后果。刚果金的国家失效现象无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将从外翻性视角出发，考察蒙博托政权的外翻策略如何助推了国家的失效。

⬆ 刚果（金）街景

被西方偏爱的蒙博托政权

蒙博托政权之所以能够维系三十多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获得了大量的外部支持。与后殖民时期的大多数非洲统治者一样，蒙博托利用其政权作为国际体系与国内社会间“守门员”的地位，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外部资源。如佐尔伯格所言，“蒙博托政权1965年之后的生存——更抽象地说，刚果金从一个不稳定的非洲国家突然转变为一个稳定的非洲国家——如果不考虑外部国家的意图的话，就无法理解”。 

蒙博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必须放到冷战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大大提升了新生非洲国家的战略地位，这也使得后者能够在两大阵营之间纵横捭阖，汲取资源。蒙博托的上台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冷战痕迹：在60年代初的“刚果危机”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蒙博托政变夺权，其直接目标就是为了防止卢曼巴（Lumumba）所代表的激进政治力量上台，以遏制“共产主义在非洲的传播”。

尽管蒙博托政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曾因上世纪70年代的“扎伊尔化”“激进化”等措施而暂时紧张，但在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博托政权都维持了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蒙博托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法国、比利时等西方国家，以换取西方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例如，蒙博托政权追随美国政府在安哥拉内战中的立场，为“安哥拉国家解放阵线”（FN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提供后方基地与军事支持。蒙博托与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都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经常是美国总统的座上宾。此外，蒙博托政权还积极追随法国对乍得和卢旺达的政策，为法国的军事干涉提供后勤和军事支持。

蒙博托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为其带来丰厚的回报。从1962年到1991年，美国政府为蒙博托政权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与2.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1977和1978年两次沙巴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为蒙博托政权提供了运输和后勤支持，挽救其于危难之间。在冷战期间，蒙博托政权还从美国军事援助项目中（United
States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得到3820万美元赠款，从美国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项目（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中获得1820万美元援助，从外国军售协定（Foreign Military
Sales）中获得了1447万美元援助，其中1355万美元无需偿还。此外，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还利用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影响力，为蒙博托政权争取国际贷款。1994年，刚果金所欠世界银行的长期债务规模为13.80亿美元，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规模为4.78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为蒙博托政权提供了亟需的资源，延长了其存续时间。

冷战期间，蒙博托政权也得到了比利时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刚果金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在刚果金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与侨民利益。1967年，在解决了“上加丹加矿业公司”国有化问题争端后，比利时政府大大提升了对蒙博托政权的支持。1968年8月和1970年6月，比利时政府与刚果金政府分别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与《友好条约》，给予蒙博托政权大量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事实上，早在1967年，比利时政府就为蒙博托政权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35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89年，比利时政府减免了刚果金近2.777亿美元的商业和政府债务，并将剩余的2.967亿美元商业债务进行了重组。此外，比利时政府还为刚果金提供军事训练。在1960-1969年间，大约有1000名刚果金军官在比利时接受了军事训练。

法国是蒙博托依赖的另一西方国家。如果说比利时政府支持蒙博托主要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那么，法国政府对蒙博托政权的支持主要基于文化联系之上。刚果金是全世界第二大法语国家，这为法国政府发展与刚果金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文化上的亲近感。1963年12月，法国与刚果金签署了《文化与技术合作协议》，1973年，两国又签署了《军事合作协定》。法国政府为蒙博托政权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1990年，法国政府为刚果金提供了1.8亿美元的发展援助，这使得它超过比利时，成为刚果金最大的援助国。法国也是刚果金重要的军事援助国之一。除了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与军事培训之外，法国政府还直接帮助蒙博托平息了两次沙巴危机。在第一次沙巴危机中，法国派出军事运输机将摩洛哥军队运送到沙巴。到了第二次沙巴危机，法国则直接将其海外军团空降到沙巴，帮助蒙博托击退叛军的进攻。

蒙博托政权的外翻策略

然而，蒙博托政权的腐败以及糟糕的人权记录使得其与西方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例如，由于对蒙博托政权人权记录的不满，美国众议院曾在1980年决定终止对刚果金的军事援助——尽管后来参议院又决定部分恢复这些援助。在1988年11月，比利时政府建议将刚果金所欠债务的偿还期延长十年，并对所欠商业债务进行重组。该计划遭到比利时议会和媒体的强烈批评，理由是比利时政府不应当继续支持一个暴君。同样，在上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支持蒙博托的政策也曾遭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

为了继续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蒙博托政权往往通过采取一些外翻策略迎合西方国家的要求。蒙博托政权的外翻策略之一就是迎合西方的“自我形象塑造”，即将自己塑造为西方价值和利益的代言人。冷战时期，蒙博托政权向西方国家广泛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刚果金是抵制共产主义在非洲扩张的桥头堡。在安哥拉内战中，蒙博托成为美国政策的坚定追随者，为“安哥拉国家解放阵线”（FNLA）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同盟”（UNITA）提供后方基地与军事支持，反对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蒙博托甚至在1975年进行军事冒险，直接军事入侵安哥拉，最后却被安哥拉人民解放军和古巴军队击败。在两次沙巴危机期间，蒙博托宣称叛军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将刚果金塑造为共产主义在非洲扩张的“受害者”，以寻求西方国家的援助和支持。

蒙博托政权采取的另一种外翻策略，就是以“表面上的积极姿态”操纵西方国家的预期。在第二次沙巴危机之后，蒙博托政权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为了打消西方国家的疑虑，蒙博托决定在1977年进行“政治自由化”改革。1980年初，西方国家对于蒙博托政治自由化改革的期望达到了高潮，甚至有传言宣称蒙博托正在考虑实行两党制。然而，在获得了所需的西方援助之后，蒙博托便很快从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后退。1982年6月，蒙博托将反对党的13名成员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1982年12月举行的“人民革命行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蒙博托更是重申刚果金将继续坚持一党制和“蒙博托主义”的主导地位。

蒙博托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1983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向刚果金增加援助的提案。为了安抚西方国家，蒙博托转而做出经济改革的姿态，同意接受“结构调整计划”。刚果金的“结构调整计划”包括前后相接的三轮改革，即1983年改革、1987年改革以及1989年改革。但每次改革都因触及蒙博托政权的统治基础，即以蒙博托为核心的广泛的庇护网络，因而遭到蒙博托政权的消极抵制。蒙博托对经济改革持一种工具化的态度，他接受“结构调整计划”的直接目的是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一旦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触及其个人权力地位，蒙博托便会对改革措施予以抵制。这也是80年代刚果金“结构调整计划”进行了三轮却最终失败的原因。例如，尽管每次经济改革都将预算控制作为重点，但它们却无法对蒙博托手中控制的大量预算外资金进行监管，而任何对蒙博托个人权力予以限制的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强烈反对。这就导致相关的改革措施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要有效地推行这些外部要求的改革措施的话，就会破坏绝对主义国家的核心——即统治者的个人裁量权以及财政浪费与腐败，正是这些东西将整个体系维持在了一起。这也是为何这些改革对家长主义行政国家带来了直接的威胁”。此外，结构调整带来了大量的成本——比如公共开支与公共机构工作职位削减、水电价格攀升等——由普通民众承担，引发了社会不满，各种反蒙博托力量日益活跃。为了维持统治地位，蒙博托无法忽视推行结构调整计划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工具化态度，使得西方国家与国际金融组织对蒙博托政权逐渐失去了信心。

冷战的终结与外翻策略的失效

冷战的终结大大削弱了刚果金的战略地位，这使得西方国家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向蒙博托政权施压。1990年5月，卢本巴希爆发学生示威游行，招致刚果金军队的暴力镇压，大约有100名学生惨遭杀害。此次事件迫使美国和比利时政府终止了对刚果金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随即终止了对刚果金的贷款，而其他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也冻结了对刚果金的财政支持项目。1991年，刚果金的外债规模高达107亿美元，国家几乎无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终止了与刚果金的合作。

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与财政危机以及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蒙博托又一次做出政治改革的姿态，寄希望于西方国家能再一次挽救其政权。1990年4月，蒙博托宣布要实行多党制，并宣布刚果金进入第三共和国。在蒙博托的允许下，1991年8月刚果金召开了全国主权大会（Sovereign National Conference），共有2800多名政治代表、宗教领袖与民间人士与会。主权大会的目标是制定新宪法，以为未来的选举做好准备。然而，一些反对派指责政府在主权大会上的代表权太大并宣布进行抵制。8月15日，蒙博托终止了主权会议。9月23日，3000多名士兵洗劫了首都金沙萨。士兵哗变促使法国与比利时派出军队，以保护外国侨民逃离金沙萨。

1991年9月29日，蒙博托终于与反对派领导人达成协议，决定成立联合过渡政府，齐赛凯迪被确定为总理，这又一次提升了西方国家的预期。然而，蒙博托一周之后就宣布解除齐赛凯迪的职务。齐赛凯迪被解除总理职务后，金沙萨发生了针对蒙博托的暴力游行。这一事件促使法国政府最终对蒙博托失去了信心。法国政府宣布终止对刚果金所有的经济援助，这也使得蒙博托政权被所有西方国家抛弃。

到了1993年，蒙博托政权已经完全陷入国际孤立之中。1993年，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终结了其在刚果金的所有项目。同时，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宣布，禁止为蒙博托及其支持者发放入境签证。对于蒙博托政权而言，外部支持的消失无异于釜底抽薪，这使得其内部脆弱性更加凸显出来。蒙博托治下的刚果金已经丧失了主权国家的诸多特征：士兵哗变与地方武装四起意味着它无力垄断对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地下经济的兴盛意味着它无力推行国家正式的经济规则；国家的司法体系也因腐败以及地方传统权威的兴起而陷入瘫痪；平行的政府与平行的立法机构的出现，使得国家无力在“一致性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发出统一的声音。最终，卢旺达大屠杀引发的难民危机成为压倒蒙博托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1997年，在乌干达和卢旺达支持下，刚果金东部的图西族军队在卡比拉的率领下推翻了蒙博托政权。

结语

蒙博托政权的“外翻策略”及其最终覆灭促使我们思考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特殊的国家构建路径。西欧近代以来的国家构建基本上遵循了一条“外部生存压力推动内部整合”的路径，正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言，“国家发动战争，战争制造国家”。相比之下，在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国家构建者并不面临严峻的外部生存压力。这是因为，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下，国家主权的资格经历了从“统治能力”到“国际承认”的转变，国家不再需要去“争得主权”，因为主权是由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授予”的。不仅如此，主权国家资格还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商品”——通过它，统治者可以从国际体系中换取维持统治所需的政治与经济资源。这就是后殖民时期非洲大陆出现大量“脆弱国家”甚至“失效国家”的国际体系背景，即这些国家不仅在尚未具备实际治理能力的情况下就被赋予了主权国家地位，而且还可以从国际体系中获得大量的政治与经济资源。外翻性概念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后殖民时期非洲国家特殊的国家构建路径，而蒙博托政权“外翻策略”的失效表明，这种特殊的国家构建路径可能会为非洲国家带来一些潜在风险，甚至会造成国家构建进程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