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与经世济民的文明差异

多年前有人问我，“中国应该怎样去看自己？”我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但“事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是从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眼中看自己，评价自己。也就是，中国人是对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作评价：评的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要找出西方人看到甚么，就要掌握他们的视力、视角和视野。其实就是尝试站在他们的“后面”去看他们“看见”的世界和“看出”些什么。这需要知道他们眼睛的构造和他们脑袋是怎样去演绎他们的所见。

全球资本的逻辑

此刻的西方，特别是英语文明，对世界的看法是以“个人”和“泛人”的取舍和比重来做区分模板。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术语就是个人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取舍和比重。他们眼中的“正常”取舍和比重，也即是他们认为是有利他们文明的生存和延续的取舍和比重，是个人主义较重、社会主义较轻的组合，相反就是不正常。

西方文明的另外两个基因是“对真的追求”和“对唯一真的坚持”。“正常”的当然就是“真”，而且是“唯一真”。因此，他们非但坚持个人主义先于和优于社会主义，并不懈地、不断地向全球推广这“正常”，甚至不惜用武。不要以为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都是“阴谋论者”。“阴谋论”到处都有，但只属于少数（当然也足够制造麻烦），绝大部分的西方人都相信他们的“正常”也是全人类的“正常”。

“个人主义先于（优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普遍心态，但“先”或“优”的程度会因着不同的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和关键人事而出现很大差异。所以“不同”的西方人、西方国家会用不同的“正常”模板去观察和评价中国。

要知道，全球资本是实体经济已被资本支配，资本又被金融支配，而金融则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全球性现象，由一批散布全球、有“世界公民”意识的精英把持，以具有美国住址为他们的标签（起码今天如是）。除了经济精英的身体力行，还有文化与学术精英为它辩护、宣传和粉饰，有政治与社会精英护卫、推动和拓展它。作为一个文明现象，全球资本是有序的掠夺，表现在全球性的逐利苟合，和全球性的谋权苟合。

全球资本不是拟人的“谁”，是物化的“什么”。用个隐喻，它像“病毒”。病毒是一个依靠宿主的细胞来繁殖的“类生物体”。它以多种方式传播，一般是通过体液或接触。在感染宿主细胞后，它就会迫使宿主的细胞以更快速度去制造和装配大量与它相同的拷贝。但不像大多数的生物体，病毒不会有细胞分裂。所以新的病毒是在宿主的细胞内生产和组装的。它有基因使其具有变异和进化的能力。同样地，资本意识感染人类社会，不断的繁殖，并通过变异和进化去适应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其目标是全球性的朋党营私。

当然，已经支配西方的全球资本肯定想中国成为裙下之臣。我们要怎样应对？我认为首先要好好反思和检讨全球资本想让中国走的方向和中国人想追求的东西有甚么分别。我的观察是，全球资本做的和想要的一直都没有改变，而中国人看到的和想追求的就今时不同往日了。

西方主流定义经济为分配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追求，而自由经济就是最有效率的体制，不谈道德。中国谈“经世济民”（经营世界，济民于水火），是绝对有道德意识的（经营是有关效率，济民是有关公平）。“经世”聚焦于资源条件，“济民”聚焦于人民需要，资源条件与人民需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阶段性的：从穷困到小康到富裕，人民的需要不断提升，资源条件也因生产科技、消费模式而不断改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哪能不关注“经世”与“济民”的匹配？要明白西方是怎样看我们的就先要掌握这个中西之别。

经世济民的时代传承

近日西方经济精英批评中国政府对超大科技企业的监控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甚至委派官员进入董事会，认为这些做法太笨拙、太教条，会降低投资回报和窒息企业活力。

首先，这反映了西方对“变”的迷信：“变”是在自由经济竞争中成功的不二法门，衍生出一种“变的意识形态”——凡变必好。但是，变的本身也是有好有坏的，特别是相对于“稳”。西方精英们认为中国政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约束商业行为是笨拙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政府不让企业从在商言商的角度去通过不断的变来提升其竞争力。但事实是不是如此？中国政府对超大科技企业的监控并不代表一成不变的约束企业追求回报和发挥活力。反过来说，是要他们按国家的发展方向去变，去使整个科技产业走向稳健的回报和有序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处于“思变”和“求稳”的交界。西方认为的“笨拙”其实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从效率走向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自从里根时代以来，对美国、以至西方经济理论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芝加哥学派祖师爷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1912-2006）。他认为很多人误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积累，其实它更多是自由经济（见《资本主义与犹太人》，1972)。可是，顾名思义，资本主义一定要包含一些有关“资本”的内容，才可以叫“资本主义”，否则，叫自由经济不就够了？何必多此一举。

资本主义肯定不是自由经济，是被资本支配的经济，甚至可以说是被资金支配的经济。（英文的资本和资金都是capital）在这个经济秩序下，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地位自然下降。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同是生产要素，但现今，所有的生产要素却已经被资本化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是为资本积累服务。具体表现是：工资（劳动力的回报）远远落后于利润（资本回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载体）不断被漠视和破坏（由于生产模式全是资本密集型），而资本又被资金支配，最后就是资金（钱）的世界了。

但是，“以钱赚钱”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的“正轨”。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为本”的经济是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着浓厚的负面意识。其实，他们的“在商言商” 又何尝不是一种“赚钱凌驾一切”的意识形态？他们却称之为“务实”，似乎“实事求是”。但他们唯一的“实事”是“逐利”，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利才是实。什么价值观、道德观都不是实。无怪乎他们会认为不完全聚焦于逐利(投资回报、资本扩张) 的经济政策是愚蠢的，或更甚之，是种虚伪或欺诈。

这里，要认清一个事实：全球资本的精英群并不是“资本拥有者”，是“资本管理者”。“资本拥有者”可以有“自己”，可以选择用钱去买游艇，也可以选择去做慈善，甚至做个“爱国资本家”。但“资本管理者”（无论是大企业的总裁、经理或是银行、基金的高层）就没有这

分“奢侈”。他是“打工”的、为“股东”服务的，“资本管理”是他的职业，“赚钱效率”是他存在的价值，他不可能有“自己”。

在这些精英领导下，“以钱赚钱”为目的的经济会像韦伯描述的一个“由理性（工具理性）支配，以法规织成的铁笼，生活在其中就像在北极夜里、冰一般的黑暗之中”。但如果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国泰民安，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懂得发挥三个生产要素的协同作用，尊重劳动人民和自然生态，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从长远和整体去考虑经济发展的资本管理者，无论他是党委派的官员还是企业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