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生产与消费过程是有机相连的。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谁都没有足够的事前认识，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取得这些认识。实情其实复杂得很
●“自由放任经济”来龙去脉
●凯恩斯对自由放任经济的观察与思考
一百年前，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法语，可译为“任由它吧”）。今天来看，仍有很大的启发，甚至可以说，有更大的启发。
“自由放任经济”来龙去脉
凯恩斯分析欧洲，特别是英国怎样走上自由放任经济。17世纪末（英国的光荣革命是1688年），君权神授让位给天赋自由和君民契约(即所谓“社会契约论”，在那时是君与民的契约)；教会神权让位给宗教容忍和教徒自主。洛克（J. Locke，1632-1704）和休谟（D. Hume，1711-1776）从这些理念创发出“个人主义”。再过了半个世纪，边沁（J. Bentham，1748-1832）把休谟的个人功利性享乐主义扩大，提升到社会层面，创发出“社会功利”（social utility）。同时，卢梭（J. Rousseau,1712-1778）从洛克个人化的君民契约提炼出全民化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这些都是来自哲学和神学的结论：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是可以和谐共存的，政府无权干预、教会更不需干预。接着，经济学家“科学”发明出“自由之法底下，个人自由地去追求私利一定会同时提升共同利益”，也就是斯密（A.Smith，1723-1790)的“公众利益有赖每个人自然的努力去改善他的处境”。到此，务实之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创造和争取能够助他去行使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件。
凯恩斯认为务实之士在19世纪抬头是有其背景的。18世纪，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段时间，政府既腐败又无能。从18世纪中到19世纪中，差不多所有的物质进步都是来自精明的商人籍机会，凭本领去逐利而得来的。“经验”证实了“理论”：务实之士才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更有达尔文主义者(Darwinism) 说，竞争非但创造了财富，简直是创造了人：物种通过选择配偶而进化被演绎成人类通过选择私利而进步。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人赞同自由放任经济是因为他们对历史无知。他承认自由放任经济的基础是自由经济，但指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D.Ricardo，1772-1823）、马尔萨斯（T.Malthus，1766-1834）等都没有直接用这个词。他的解释是“在普通大众脑袋里固化自由放任经济乃是正统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要归功于推广自由贸易的政治运动、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工业革命期间自由贸易运动主要基地）的推动、边泌功利主义者的鼓吹和二流经济学家的论调，然后，普及教育把这个理念神化为“真理式”的格言，把原本是17、18世纪用来推翻国王和教会的政治哲学变成了儿童读物，最后变成宗教式的“经济信仰”。连英国国教的大主教（R.Whately，1787-1863，爱尔兰教区总主教）在《给年青人用的简单课程》（Easy Lesson for the Use of Young People）中也这样写，“对人们的钱银交易，无论是租、借或任何形式的买卖，差不多任何的政府干预都是弊多利少……”
凯恩斯强调，经济学谈的“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和谐共存”早就不是之前政治学和神学所谈的“社会和谐” ，而且经济学本身的科学分析也拿不出“社会和谐”的结论。为此，“自由放任经济”与“社会和谐”的相关性是没有科学基础的。他又指出，在他之前的50多年，经济学所有的顶尖人物都表达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是不和谐的。可是他们拘谨的言词和不冷不热的姿态未能动摇大众的认识——经济学应该教的和正在教的就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放任经济。
凯恩斯对自由放任经济的观察与思考
追踪了历史后，凯恩斯就向自由放任经济的假设和逻辑开火。他认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要负一定的责任。当面对初学者，经济学家往往选用最简单的假设，而不是最切合事实的假设。经济学教学的传统是从“理想状态”出发：独立的生产者不断地作出尝试（使用不同的资本和劳动力使用模式），通过竞争，做得对的会消灭做得错的；最终是生产资源（聚焦于资本和劳动力）得到最优的分配。为此，对做错的一定不应怜悯和保护。
在这些假设下自由放任经济就是最好的，因为个人发挥最大气力的诱因是无限度的赚钱机会。这是个有效和必要的诱因——把人类赚钱欲望尽量发挥才能够和一定能够带来最大财富。因此，经济体制应该让有才能和有机会的人去获取他的才能和机会可产出的全部果实。这就是自由放任经济的实质意义。
凯恩斯指出，这套论点的简化使人容易忘记了它的假设并不是为了反映真实世界，只是为了容易解释。真实是：生产与消费过程是有机相连的；对生产和消费的环境谁都没有足够的事前认识；也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取得这些认识。实情其实复杂得很：生产单元一般远大于消费单元；经常性的开支和相连成本也不少；内部效率会使生产越来越集中；任何适应（尝试）都会需要长时间；无知是人类常态；天然或人为的垄断或专利会影响买卖双方的博弈。
凯恩斯认为，自由放任经济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萌芽，但影响力能够维持到20世纪，是因为它很迎合当代商业世界的需要和追求，而成功的生意人（凯恩斯用business men）是那时代的英雄人物。但他观察，到了他的时代，这些不顾一切去赚钱的成功者的英雄光环开始褪色，开始有人怀疑他们会不会把人类带到福地。自由放任经济的“正统”地位不是来自它的功效，而是来自因循。这个“正统”错误的地方包括以下：在经济行为上，个人并不拥有“天赋自由”；没有一个“合同”授与既得利益者或争取利益者永久性的权利；上天并没有指令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永远是一致的；人间的制度也不保证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永远是一致的；经济学原则并未说开明的自利会永远按公众利益行事；自利一般并不是开明的；社会性的组织并不一定不如个人有判断力。为此，他认为政府是有作用的。
他提出两套建议。一是有关经济组织单元的合适规模。他认为这应是一个没有私利考虑、完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半自治式（semi-autonomous）组织。他的推理是，当股份公司越来越庞大时，它们会越接近公共企业，因为股权会越来越分散和零碎。他举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大铁路公司、大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公交）为例。在这些组织里，股东和企业管理会分家。导致在公司决策中股东们的逐利动机成为次一等的考虑，管理层会更着重公司的公众声誉和稳定发展。为此，大企业（尤其是半垄断性的）会有变成社会企业的倾向，比收归国有会更好。换句话说，有关经济单元的规模，凯恩斯相信资本经济自动调节（self-correcting）的倾向。
另一套建议是有关公私的分工。凯恩斯认为国家不应做已经有私人去做的事，而应该做如果国家不做就没人去做的事。他的分析如下，经济灾难往往源于风险、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有人会幸运地碰上机会、凭着才干赚大钱，但这也同时制造了不公的财富分配、失业、失望、失效。可是，要矫正这种现象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的，而且某些人更会借此去发不义之财。因此，处理风险、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就是国家的事。他特别提出三条：调控信贷和货币、收集商业信息和数据，包括强制收集；调配社会整体的储蓄量及对外投资和国内储蓄的比例、提升资金市场的能力去按国家生产需要来调配储蓄与融资；匹配适度的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
对今天的启示
凯恩斯对1920年代经济繁荣表象底下的深层次隐忧做了精采分析。其认识的远见、犀利到今天仍有启发。我认为自由放任经济所隐含的资本经济逻辑没有变，但世界变了。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取代劳动、大资本压制小资本、金融支配资本、金融运作与国家主权相冲突。从凯恩斯时代到今天，世界接受了资本取代劳动是正常的、世界接受了不能让大资本倒台、金融已差不多完全支配资本、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
凯恩斯时代，国家对资本仍有一定的驾驭能力；今天，一个国家面对全球资本，其管控能力大减，除非你不加入全球资本的大局。但不入全球资本的局就要看你“见钱眼红不眼红”，因为金融已经取代实体资本，也就是以钱赚钱取代了以本生财。凯恩斯时代，个别资本家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领域内无序掠夺，演变到今天却成为苟合式的资本集团作全球性、全方位的有序掠夺（我在《西方文明的未来》一书有详述）。
凯恩斯的建议可否用在今天的现实？首先是有关经济组织单元的规模。他提出半自治式的经济组织，对了一半。的确，经济单元的规模在过去100年扩大了很多，但没有如凯恩斯的乐观预测走向“社会性”，也就是把社会利益放在股东利益之上（为了顾全企业的声誉和公众反应）。反之，今天上市公司的股东往往不是小户而是大户（养老基金以至大的投资公司）。他们对企业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往往是追求短期（季度）的业绩。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和股东都趋向“专业化”。他们都是管理者（企业管理者和投资管理者），全都以资本赚钱效率为原则。“社会意识”只是“公共关系”。而且，由于这些企业规模庞大，他们的逐利意识与社会利益存在结构性的矛盾。非但如此，还有一个新的趋势。企业越做越大，大到支配民生和就业，出现一种“大到不能倒”的反竞争逻辑。为此，在经济下滑时，它们是国家的大包袱；但在经济增长时，它们的规模使它们在财富的再分配（税、费等等）上往往跟国家唱反调。这些都不是凯恩斯当时预料到的。
有关经济风险、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凯恩斯看得很准，大萧条是由股票市场崩溃而引起的。虽然物生腐而后虫生(消费与生产脱节是大萧条背后的主因)，但假如当年股票市场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供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实情，灾难或会轻一些。可是当时“投机性”的股票买卖是有大量“热钱”在后面推波助澜，怎会不大赌特赌。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在鼓励个人逐利的社会里，大利当前，谁会顾全大局？要到罗斯福推出1933年《银行法案》，分开“储蓄性”的商业银行和“投机性”的投资银行（也就是凯恩斯建议的“调控信贷”），热钱才稍敛。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哪能长久。1970年后，要求放开管控的压力不断增加。到了1999年，以为平民百姓请命自居的民主党克林顿与财阀们苟合，签署了《金融现代化法案》，非但重新容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伙，更连保险公司的钱也可用来投机，埋下2008年金融风暴的伏笔（这些，我在《西方文明的未来》也表述了）。
有关“调控货币”，“二战”后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明显的凯恩斯身影。但他没有看到英镑会被美元取代。讽刺的是英国在“一战”大伤元气，其实不想打“二战”，但美国华尔街财团怂恿美国政府借钱给它打（《租借法案》）。可是战后要还钱。英国正穷得很，就派凯恩斯去求通融，以为美方总会尊重这位曾为他们解决“大萧条”的恩人。怎料华尔街财团正想趁机把英国打下去，非但要英国马上还钱，更强迫它“开放”英镑区。一夜变天，人人抛售英镑，改购美元，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今天的美国差不多全靠美元独霸去维持局面。
有关“收集商业信息和数据”，信息的确是经济畅顺和稳定运作的要素。但是在过去20-30年间，信息问题的性质改变了。之前，是信息不足够和不明朗，现在是信息太多，但更不明朗。信息非但没有提升决策能力，甚至原来相当可靠和可信的信息也混进了越来越多不可靠和可信度有疑问的信息。恐怕在可见的未来，信息会变成“打广告”一样：广告有没有效谁也不敢肯定，但不能不打，因为人人都打；信息一定要尽量收集，有用的、没用的都要，因为如果不全收，你不知道有没有遗漏有用的信息，甚至是最有用的信息。与打广告不同之处是打没有效用的广告只是增加了成本（效率的问题）；但用了错误的信息会全军覆没（生死存亡的问题）。人工智能也帮不了什么。可能还得靠点“灵感”与“直觉”。
有关“调配社会整体的储蓄量及对外投资跟国内储蓄的比例”，凯恩斯在当时看见的是“一战”后惨胜的英国，跟着是1920年代纸醉金迷，自然担心入不敷出，所以他强调调控社会整体的储蓄量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外投资就值得再探讨一下。19世纪前半段，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带领全世界模仿，很快就被追上。英国人也厉害，不再在“生产”上与人较量，改为投资，特别投资于比较落后国家的基础建设。
有关“提升资金市场的能力去按国家生产需要来调配储蓄和融资”，凯恩斯聚焦于“国民储蓄是不是好好的被利用”，实有先见之明。这里，关键是“资金市场把资金（储蓄）引导到哪些产业？”有些产业资金“干枯”，有些产业资金“泛滥”，都是不健康。中国的房地产就是个典型。房价高是因为太多钱（资金、亦即储蓄）流入房地产。为什么？好的方面是国民储蓄多，不好的方面是没有其他比房地产回报更高的资金出路。解决出路只有三条：压低房地产的回报（起码是“预期”的回报，而不一定是实在的回报）；提高投资于其他产业的回报；打通其他产业投资的渠道。回报高低与投资选择多寡是相连的，而投资选择多寡则与投资渠道通塞是相连的，因此，打通渠道是资本市场的责任。
凯恩斯提到人口，主要是质和量的平衡。这是国家乃至人类存亡的大课题。要注意，在1930年代前，也就是他写这小册子的时候，他是个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出在人口过多。但1930年代后，也即是大萧条时代，他就持相反的意见（主张适度增加人口）。这可能跟他强调消费总需求对经济复苏的重要性有关。
我同意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工作是处理风险、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但是风险，不确定性和缺乏信息是人类生存在时空世界中不可回避的事实。未来永远是未知。为此，我主张回到《大学》的“止于至善”。我把“至善”演绎为“民族有合度的生存条件和可持续的延续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