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部分非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之间形成了一股“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的潮流
●作为观念的“非洲社会主义”
出于抵制原殖民宗主国、力图将经济命脉收归国有并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发扬并构建非洲传统价值、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帮助等方面的考虑，部分非洲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大致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之间形成了一股“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的潮流。
作为观念的“非洲社会主义”
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观念可能最迟在20世纪初就已在一些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头脑中出现。这些观念在外部世界的影响下成形，它们吸收了马克思等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的元素，受到了欧洲国家社会党力量的影响，也受到了殖民统治时期一些殖民当局的被认为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政策和措施的触动。非洲民族主义者早期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观念有两种表达，一种表达是不说社会主义，但强调非洲传统社会的土地公有和集体主义；还有一种是说社会主义，但认为非洲早已有之，它表现为人人平等、相互帮助、团结友爱，是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
1959年，恩克鲁玛的顾问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在加纳人民大会党（Convention People’s Party）内做关于社会主义的报告，提出必须发展适合于自身条件和历史背景的社会主义模式，其中经济上是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控制主要生产和分配手段，最终废除以租金、利息和利润为生的权利，提生和维护人民福利。
塞内加尔的桑戈尔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第一个完整使用“非洲社会主义”这一表述的人。桑戈尔称社会主义就是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根据最科学、最现代化、最有效的方法进行合理组织；后来他又补充说：社会主义不仅是使用最有效的技术，还是一种要回归“非洲主义”（Africanism）的群体意识。
1962年，塞内加尔政府在达喀尔举办主题为“发展政治与非洲通往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研讨会（Colloquium on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 African Ways to Socialism），来自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其他若干国家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与会者都宣称信仰并愿意实践社会主义，但他们又进一步称，他们所信仰并愿意实践的是“非洲社会主义”。
在研讨会上，有尼日利亚的代表对桑戈尔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表示支持，他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提出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必须探索适合我们环境的生活和群体发展道路，还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为总体的社会主义做出独特而深刻的贡献。而在研讨会之前，有人专门撰文称：“‘非洲社会主义’是一种与非洲一样古老的实际存在”，“问题不是使社会主义适用于非洲，问题是要让传统的集体主义现代化”。
肯尼亚的汤姆·姆博亚（Tom Mboya）在1963年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强调，正在以斗争寻求建立新社会和新非洲的非洲人需要一种非洲人自己的新的政治哲学，那就是“非洲社会主义”：一套在非洲社会存在已久的能给非洲人以尊严和安全的行为规范，一种在非洲社会浸润已久的博爱，一种将人当作社会目的和实体而不是社会工具的思想过程和宇宙观念。
赞比亚的卡翁达曾提倡“人道社会主义”，他认为非洲传统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的”社会，村社生活方式是赞比亚人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要扶植并维护这种崇高而又富于价值的生活方式。
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则在一篇题为《乌贾马：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的文章中对非洲社会主义进行了细致论述：在传统的非洲社会，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在传统的非洲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团体中的众多个体，他们关心团体，团体也关心他们，剥削不需要也不应该存在；大家庭是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标，“乌贾马”（Ujamaa）或“家庭关系”描绘了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按照尼雷尔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把“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用“乌贾马”这个词来表达，首先是因为它来自于非洲的语言，从而突出了社会主义的非洲特色；其次是因为它的本意是“一家人”，能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一家人团结互助的寓意。
“非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
何为“非洲社会主义”？非洲国家领导人和思想者虽然对强调“非洲主义”有共鸣，但就一些细节却难以达成一致。至于如何实践“非洲社会主义”，各人更是各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
在强调“非洲主义”的“主旋律”下，“非洲社会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是“村社社会主义”（Communitarian Socialism）。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大片国土上分布的是乡村，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相关领导人出身于乡村。
村社社会主义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强调以非洲传统村社中的人道主义和平等主义原则为基础，认为这些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同；二是认为非洲社会不存在或只是有限地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因此不需要建立政党竞争的体制；三是主张优先发展农业并推行农业集体化，要下大力气迅速改变农业和农村落后的状态；四是致力于泛非主义，争取非洲的完全解放，建立一个统一的非洲合众国乃至“非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尼雷尔领导坦桑尼亚实践的社会主义是村社社会主义的代表。尼雷尔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农业组织将是一种为了全体人的利益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组织形式：大部分农业生产要由组织起来的人们去从事，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来生活居住，作为一个集体去生产劳动；他们会一起居住在一个农庄里，一起耕作，一起销售，并自行承办本社区的服务设施，提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社区要成为传统家庭组成的集体，或其他任何根据“乌贾马”原则生活的人们组成的集体；社区所耕种的土地要被全体社区成员称作“我们的土地”，他们在上面种出的庄稼要成为“我们的庄稼”，要有“我们的商店”向社区每个成员提供日常用品；“我们的工厂”会烧制砖瓦，用来建造房屋及其他建筑，如此等等。为此，尼雷尔提出了建设乌贾马村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
在村社社会主义之外，一些非洲国家还提出并实践过所谓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其中，刚果共和国、贝宁、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一度宣称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在独立后的发展探索中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特别是长期坚持民族解放斗争并在独立后遭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打击破坏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这些国家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实行“革命先锋党”的领导，主张中央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尤其是强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冷战”大背景下，部分非洲国家在特定领导人或者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寻求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政治话语或者与资本主义国家讨价还价的筹码：当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支持时，它们就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强调自身的“社会主义”特性；当无法获得想要的支持时，它们就有可能转向其他。
结语
一“非洲社会主义”尽管学出多门，表达各异，但都脱胎于非洲的历史和特定年代的现实，呈现了非洲人对传统如何维系、现状如何改变、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的深刻思考。非洲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一度对自身的 “社会主义”探索充满信心，它们希望以社会主义的话语和手段来发展经济和提升社会发展水平，以此巩固政治独立，最终达致非洲的全面解放和统一。然而，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条件限制等方面的原因，非洲相关国家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的还造成了比较严重的不良影响。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非洲国家逐渐陷入经济危机，一些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危机中被凸显和放大，“非洲社会主义”由此被逐渐淡化乃至放弃。但是，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仍然是现实问题，作为一种有可能解决问题的路径，社会主义仍在一些非洲人和关心非洲的人的思考与讨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