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设想

   粮价上涨原因

粮价涨是事实，中国储粮也是事实。但是，说粮价上升是因为中国囤积就是片面之词，说中国把粮食化为外交武器更不是事实。西方的典型调子可以从今年4月9日的《经济学人》一篇叫“一个大胃口”（A big appetite）的文章看出来。其实，在资本经济意识形态底下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崇尚自由贸易的《经济学人》更没有资格说。

《经济学人》是19世纪英国商人为反对当时的《粮食法案》（Corn Law）而创办的。《粮食法案》原是在拿破仑时代，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用来稳定粮价去保障国内粮食生产而立的。受益者是地主和赖地为生的农民。拿破仑战事结束后，国际粮价大跌，工业资本家们鼓吹废除法案，进口廉价粮食，借此减低工人要求加薪的压力。《经济学人》就是他们的文宣工具，擎起“比较优势”的经济当口号，作为废除《粮食法案》的理论基础。

比较优势的论点是，每个地方（国家）应按它最优的生产条件去生产。最适宜种粮的种粮、最适宜做工业的去做工业。然后，通过贸易，全世界会生产最多的粮食、最多的工业品。在一个最适宜做工业的地方，就算它同时也适宜种粮，它仍应该让别的地方种粮，好让它集中去做工业，以出口工业制成品换取进口粮食。

这论点当然有其时代背景。当时的英国是全球工业最成功的地方。虽然它的土地和劳动力也很适宜种粮，但相对之下，它在工业上的比较优势是绝对高于它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为此，延续《粮食法案》只损害了工业而又没有提升农业（因为《粮食法案》削减了英国农业与别国农业竞争的动力）。但是比较优势的基础假设是自由贸易，价格是市场按供求规律而定的。为此，不可能有“过高”的价格。价格可以升高，但没有可能“过高”。

在自由贸易底下，中国买粮要付的价钱跟英国买粮是没有分别的。说因为中国担忧粮食粮价就会升高，不如说任何一个国家担忧粮食，并为此到市场购买，粮价都会升。

升幅多少当然要看这个国家的规模多大，担忧多深，和市场上的粮食供应有多少。除非你责怪中国规模过大、责怪中国的担忧过深，不然，你就只能归咎市场上的供应太少。中国买粮出的钱绝不可能比其他国家买粮的低（其实也不能）。全球缺粮，中国是“受害者”，不是“得益者”。

《经济学人》指中国“囤”粮使世界（《经济学人》自许为代言人的“世界”）付出代价的真正用意是指中国的崛起“破坏”了西方国家传统的比较优势——以他们附加值高的产品去换取其他国家附加值低的产品。中国的崛起破坏了这个“世界秩序”。在西方眼中，中国成功在工业制成品上建立起比较优势，如今要与他们分庭抗礼了，有能力与他们争粮了。“世界”失序了，粮价上升就是反映这个“失序”。

在这里，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美国一方面指责中国“囤”粮，另一方面却“强迫”中国买粮——买美国的粮。是这样的。特朗普挑起了中美贸易战。到2019年才恢复“谈判”，达成第一期协议，中国要从美国进口2000亿美元的产品。到2021年底算账，没有一项达标。中国买了协议目标的57%，但这其实仍未追回贸易战前的水平。唯一例外是农产品，非但追回贸易战前的水平，更达协议指标的83%（虽然农产品只占协议总额的14%）。如众周知，在美国的政制下，农村居民每张选票的政治价值是超过城市居民的。因此，特朗普政府特别关注在协议中的农产品部分。在2020年大选前，特朗普大肆宣传他如何成功恢复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他要中国多买美国农产品去为他争选票。

其实，差不多所有发达国家（日本除外）都是有分量的产粮国。他们的粮食供应基本上是足够的（粮食多样化就当然要靠进口）。但是，在近几年的天灾、人祸冲击下，他们也开始感觉到粮食危机。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主观上，他们认为中国买粮就是跟他们争粮。客观上，粮价高削弱了他们的比较优势（粮价上升就是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对粮食的需求（无论是量、质和多样化）在不断提升。当前，中国没有可能完全的自给自足。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抢粮”，更不代表粮价高是中国一手做成的。更关键的原因有以下三个：

供应方面。疫情、虫灾、水灾影响生产。大的供应国为要保护国内供应，减少出口。还有，疫情影响了全球物流能力，提升了运输和物流成本。

需求方面。这些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大量“印钞票”。全球热钱充斥，流入粮食市场投机，抬高粮价。

垄断。全球4大粮商（美国的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 ADM; 美国的邦吉，Bunge Limited；美国的嘉吉公司，Cargill；荷兰的路易达孚集团，Louis-Dreyfus Company， LDC）控制了差不多整条农业产业链条和80%的全球交易。中国也要从他们那儿购粮。

综合以上，可以看见中国其实是高粮价的受害者。但虽如此，中国仍要储粮。习近平主席在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的联组会上讲得清楚极了，“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他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账。保障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是一本沉甸甸的政治账”。在实践层面上，粮食安全就是“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中国工业化的比较优势不可停；全球资本的经济秩序不可靠。习近平主席是这样说的：“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如果吃饭问题都要靠别人来解决，还能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为此，在未达到完全自给自足之前，中国一定要有足够的存粮。就算价高也要买，因为如果真的断了粮，有钱也没用。钱是不能吃的。

   粮食安全设想

吃饭是人类的基本人权。若是富国有得吃，穷国没得吃，穷国必会乱，富国也不会好过。这使我想到穷与富的本质。

资本是可以随时创造，到处移动。劳动力在较长的时间也可以创造（通过人口增长）、提升（通过教育培训）和移动（通过人口流动）。自然资源就难以移动，而土地就更加不能移动；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素质可以提升，但会比提升资本和劳动力慢得多。除非有一天粮食生产完全不需要土地。

资本意识（钱决定一切）认为资本的优势是可以跟土地的优势“交换”的。也就是，工业赚到钱就可以放弃农业，用工业赚来的钱去交换粮食。但是，虽然在理论上工业生产可以无限增加，但粮食生产就要靠天、靠地，是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土地资源的优势或劣势差不多是绝对的。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差不多没有可能改变土地的优势或劣势。还有，工业制成品可以不用，但饭不能不吃。

有工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发达国家）往往忘记他们在工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往往不能用来弥补农业生产上的“绝对”劣势。靠自由贸易去保证粮食安全有极大风险。当然，在近代历史里，发达国家从未有经历过严重缺粮，所以对粮食的危机意识比较低（但他们经历过缺能源，所以能源的危机意识就较强）。但是，当他们看见中国“囤”粮，就马上产生危机感。

当然，实际上，大多数的工业发达国家也同时是产粮国。苦了的是那些因为相信了比较优势理论而放弃了自己产粮上的绝对优势，改去追逐工业化的国家。今天很多的落后国家是这样造成的——放弃了农业，但工业又上不去。

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去演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高调地说中国应该“捐赠”，“正如粮食充足的发达国家一贯如此”（World-Grain.com）。可是，捐赠不就是施舍？更甚，这不就是创造“依赖”、不就是把粮食武器化？我相信缺粮的国家不需要施舍，他们更愿平等合作。我想起“平准”，换句话说就是运用手中掌握大量物资和经济力量，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求稳定市场价格。

有没有可能组织一个“一带一路”粮食平准机制，在价低时（例如丰年）购入，“寄存”在某些地理和物流位置适中的成员国处（包括产粮出售的国家），在价高时（例如荒年）用“成本价”（购入价再加上储存、更换的成本）卖给有需要的成员国？

这个机制会是完全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的理念上，遵照自存与共存平衡的原则去分配，以保障“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安全。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有赖人类之间的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在国家层面上是本国的自存和与他国的共存。自存性显，人人都懂。共存性隐，可以用以下的方法去考量。先是自身要有起码的生存，然后是让他人也有起码的生存，再后在大家都有了起码生存的基础上自己提升自身的生存。

“一带一路”国家中，粮食穷的往往是能源/资源富，而粮食富的则往往是能源/资源穷。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考虑另外组织“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平准机制，让粮食可以跟能源/资源“对冲”。

粮食是人类最、最基本的需要。如果在缺粮的关头可以互相纾困，还有什么不可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