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而谨慎地看待非洲的数字化发展——读《非洲的数字服务供应：平台与实践》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进程的推进正在对非洲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非洲国家会在这场新的“产业革命”中再次沉沦乃至再次被殖民，还有一些人则痛心于非洲国家数字技术的落后和数字化进程的滞后。但仍有一些人，在承认问题和挑战的同时也强调机遇的存在，认为非洲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相关组织和个人应该主动地去拥抱数字化，在尽可能提升能力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其中的机遇。

《非洲的数字服务供应：平台与实践》是一部由主要来自非洲国家的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商业人士合作贡献的论文集，它描述了非洲的数字技术发展和数字化进程，分析了以加纳、肯尼亚、南非等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数字经济、数字行政、数字社会等方面的观念、政策和活动，在此基础上对非洲数字服务供应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探讨和展望。
该书的主体内容关注非洲国家的数字经济。围绕数字经济，该书的贡献者们有几点基本共识：第一，数字技术在促进非洲国家产业转型和升级、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可持续性、为客户创造价值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第二，数字化对企业来说意味着巨大的机会，非洲国家的企业需要以新的结构、流程和商业模式来响应和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三，数字化企业是一个由组织、个人和技术共同创造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意味着竞争优势和可持续能力，但也意味着高成本和难以驾驭；第四，非洲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将数字技术整合进自己的服务供应进程，否则一些企业将可能会在未来进程中被淘汰；第五，数字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企业，应鼓励非洲人创业并明确“非创企业”（African Founded Firms）的核心价值，要发挥非创企业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互联网使用水平方面的作用，要推动它们成为数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从上述基本共识出发，非洲国家的企业具体可以做些什么？首先，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搜集、分享和运用数据，以此提升自身组织系统、结构和过程方面的能力，或可构建新的合作商业网络，最终达到提高商业成效和利润、扩大社会影响的效果；其次，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平台与客户互动并有效响应客户需求，不断寻求服务供应革新，从而维持竞争优势和生产效率；再次，数字化发展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企业应着力探索和实践数字服务生成和供应的多样化，如数字平台、电商零售、医疗科技、金融科技、物流、移动支付、教育科技等领域，还有孵化器、众创空间、加速器等机制，都是非洲当下方兴未艾的“风口”。

然而，要知晓的是，企业发展仍有赖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和规章、政治和社会稳定度、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资金供给能力、数字技术或技能人才储备和供给情况等。遗憾的是，大部分非洲国家在这些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尽管有所谓的“KINGS”五国——肯尼亚（Kenya）、科特迪瓦（Ivory Coast）、尼日利亚（Nigeria）、加纳（Ghana）、南非（South Africa）——在数字化发展方面成绩比较突出，但数字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数字技术或技能人才不足仍是大部分非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三个基本问题，数字服务对象的适用电子设备和数字知识不足也是障碍，一些国家则还存在治安状况不佳乃至政治不稳定的困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现阶段非洲国家数字化发展领域中比较活跃的部分实际上主要是数字金融，包括远程汇款、小额支付、移动银行、移动转账、移动支付以及非正式信贷体系等。发展数字金融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着力提升和创新自身的数字化和数字服务供应能力，另一方面要求有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愿意并且能够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在尼日利亚，有研究者和相关从业人士关注小微企业——特别是妇女经营的小微企业——的数字金融服务需求。在加纳，有研究者和相关从业人士致力于使移动银行更深更广地介入可可价值链，除了可可购销的转账外，还要使种植可可的农村、农场和农民都能获得金融便利，以此提升生产效率和购销便利，并增加可可农收入。在南非，有研究者关注大学生内部利用移动银行和公共数字平台构建集资互助性质的非正式信贷体系的问题，尽管这其中可能包含了非法集资、诈骗、诱导大学生过度消费等方面的风险，但作为最近十年来在南非出现的一种主要由年轻人操作和使用的新事物，它也在调动商业资源、创业交流与互助等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因此政府或者大学层面似应正视，如可能的话还可由相应大学进行登记和规范管理。

推动非洲国家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也好，鼓励非洲国家的相关人群投入数字化创业也罢，都有赖于相关政府的政策和服务保障。为了响应数字化企业或数字化创业的需求，政府的政策和服务保障当然也应该是数字化的。在这方面，肯尼亚政府的表现比较引人关注，它在提供数字化的公民服务（e-citizen）、社会保护（e-social protection services）、卫生（e-health）、能源（e-energy）、教育（digital learning）、税收管理（e-taxes）、司法（e-judiciary）和土地服务（e-land Registry Services）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从肯尼亚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数字化公共服务供应涉及战略、系统、结构、领导力、员工、技能等诸多元素，它要求从国家层面到关键部门数字化的贯通和水平一致，并能比较好地将政府的数字化平台与公共社交平台进行结合。对大部分非洲国家来说，做好这些工作并不容易。

除了政府要做工作外，整个社会也应该形成一定的环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在整个社会层面达成一些“数字规范”“数字道德”和“数字礼仪”方面的共识，比如生成和强化数字公民权意识、拒绝网络暴力、尊重网络内容的知识产权、避免种族主义或仇恨言论、不因网络虚拟性而欺瞒造谣等。按照非洲传统文化的准则，数字化发展应追求和谐，要尊重和顾及他人。但事实是，很多应有的“规范”“道德”和“礼仪”仍远未形成，不受非洲人掌控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也难免会出现对非洲国家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不尊重或不利的信息，这些都是非洲数字化发展的隐患。
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秉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们带着期许甚至激情讨论数字化发展对于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积极的意义。尽管他们都承认如基础设施薄弱、资金不足、技术不足、人才不足之类问题的存在，但由于着墨不多，且这些问题是讨论非洲发展时的“老生常谈”，似有可能导致人们忽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非洲的数字化发展确实包含诸多机遇，但其目前为止成就相对比较有限的现实似乎表明，非洲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种种“薄弱”和“不足”所造成的障碍仍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