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探索

非洲国家独立后，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在殖民时期确定的政治地理界限内建设一个统一的具备充分物质能力和精神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的复杂遗产和现实的严峻挑战，再加上任务本身的长期性，大部分非洲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探索之路上都遭遇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困难。

⬆ 马里国徽铭言：一个民族、一个目标、一种信仰 

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

殖民统治建立之前，非洲的传统政治经济实体主要以王国或者酋邦的形式存在，它们实际控制的范围往往相对较小，可施加影响的范围则往往并不固定。这些王国或酋邦后来被纳入殖民者划定的更大的政治地理范围，它们有的传统权力被削弱，实际上成为殖民当局的行政单位，有的则可以在相应的范围中保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或者享受特定权利或优待。除莱索托、斯威士兰等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大部分的传统王国或酋邦并没有成为能对应后来独立国家的核心基础实体，而只是成为新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一些自主性、特定权利或者优待的存在却为特定族群或地区要求特殊地位、抗衡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或者寻求自治乃至分离提供了由头，比如认同洛兹王国的洛兹人和对祖鲁王国有归属感的祖鲁人就长期在赞比亚和南非内部寻求特殊待遇，并刻意地干预或影响民选政治。此外，一些传统王国或酋邦曾经的存在和影响还被当作推行大民族主义乃至对外扩张的旗帜。

尽管根本问题是在于殖民入侵和统治打断或者扰乱了非洲传统王国或酋邦的自主发展，但从结果来看，传统王国或酋邦的历史存在和现实遗留客观上是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人为划定的边界使自然起伏连绵的土地被简单地划线分开，使传统分布的族群或遭割裂或被与其他族群拼合，使发展模式和水平不同的实体被放置在一起，由此形成一个个生硬的框架。随后，在这一个个的生硬框架里，殖民主义者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展开行动，进一步制造隔阂与分裂。

在政治上，因族群、宗教或者经济社会地位不同，一个殖民地内部总是会有多支不同的力量，不同力量之间，有的只是在利益诉求上有差异，有的却表现为竞争乃至敌对，殖民者从分而治之的原则出发，选择愿意配合自己实施统治的力量，同时又在不同力量中进行操控，制造或激化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这有利于殖民统治的维持，但却给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埋下深重隐患。

在经济上，根据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不同，同时考虑利益最大化和可动用资源有限性，殖民者往往会选择能对应重点发展产业的少数几个地区进行投入，形成少数几个地区或城市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明显的飞地化和严重的不平衡，大部分地区和大部分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和广大农村居民——不但难以从发展中获益，甚至完全被忽视，这直接阻碍了有效的国家认同的形成。

此外，在以南非和津巴布韦为代表的少数几个国家里，历史上种族主义性质的“分开发展”、族群区分与差别化对待等政策制造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有体现的裂痕，这种裂痕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修复，在特定的条件下还可能扩大，可以说是相关国家民族国家建设道路上的“地雷”。

⬆ 南非国徽铭言：不同的人团结起来

 
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尝试与困难

应该说，独立后非洲国家对民族国家建设都比较重视，一些领导人也对相关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并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并执行了相关政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近一半的非洲国家明确地把“联合” “团结”“协作”或之类内涵的话语作为国徽铭言。

一些国家的历史包袱比较重，独立后的现实情况也比较复杂，民族国家建设很快就遭遇重大挫折：刚果民主共和国甫一独立就陷入内乱，尼日利亚在独立数年后遭遇内战；20世纪70年代中独立的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陷入长期的内战加内耗，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稳定；1980年建立多数统治的津巴布韦也一度出现比较严重的黑人族群相争局面，而黑人和白人在经济争夺和社会对立更是持续到21世纪初。

另一些国家的情况相对比较平稳。在这些国家，有力有效的行政领导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原则，但相关非洲国家在贯彻这个关键原则时却出现了偏差。

一个根本的偏差是在事实上忽略了有力有效的行政领导需要以充分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在经济发展效果不明显甚至出现严重问题、经济发展收益分配不平衡甚至带有明显偏向性、经济基础设施水平薄弱无法为经济发展和民众生产提供有效支撑、民众生活和福利水平得不到有效提高甚至长期陷于贫困境地等情况下，强调有力有效的行政领导既缺少物质的支撑，也难以获得民众精神上的认同。

在缺少物质支撑、难获民众认同的情况下，对有力有效的行政领导的强调在一些非洲国家往往转化为对加强特定个人和团体权力的强调。赞比亚、几内亚等在这方面一度比较突出，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等也曾有一定的体现，加纳、埃塞俄比亚等更是因此引发了明确的政变，这些都对民族国家建设探索造成了延宕和不同程度的伤害。

经济发展之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在宏观和微观的两个事例中得到体现。

宏观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蔓延的经济危机可以说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的“试金石”，当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受到经济危机冲击时，轻则引发求粮食、争最低保障的社会动荡，重则导致军事政变，部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扩张主义等一时隐藏或被淡化的因素也趁机冒头。于是，当时的世界银行做出了非洲在整个80年代可能都不会有有效增长的判断，一些观察者和研究者则给非洲打上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的标签。

微观的例子则是科特迪瓦，当它在博瓦尼领导时期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时，南方和北方是可以和谐共处的，领导者也竭力强调这种和谐共处。但在博瓦尼之后，由于经济表现不佳，南方和北方基于宗教差异、族群差异、国籍来源差异的冲突就开始凸显，偌大的北方地区的居民，竟然被武断地定义为抢夺就业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外国人”，成为被公开排斥的对象，由此引发了长期的动荡和冲突，使博瓦尼时期形成的比较和谐的科特迪瓦民族国家架构受到严重冲击，至今仍难修复。

⬆ 肯尼亚国徽铭言：齐心协力

 
结语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非洲内部总体逐渐走向相对的稳定与和平，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会就此走上坦途。首先，大部分非洲国家仍不能说已经建立了比较充分的可以支撑民族国家建设稳步推进的经济基础；其次，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正在产生复杂的影响，对中央行政权力的弱化或者限制、对地方权力的强调、对各种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诉求的兼顾考虑、对国际社会对族群、宗教、性别、环境等问题关注的回应等都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应有之义，但相关非洲国家能否有效驾驭，却仍属未知；再次，一体化进程虽在总体上被认为是非洲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具体到实际，国家主权的让渡、人口、商品、资金和文化等的跨边界流动以及区域化的政治经济安排到底会对民族国家建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仍有待观察；此外，非洲国家在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变动影响时往往表现出敏感而脆弱的特性，这也是民族国家建设要考虑的问题。

最为根本的是，民族国家建设是一个相对较长期的过程。从这一点来说，从独立后开始算起，非洲国家独立后民族国家建设探索的历程不过数十年，实际上还非常短暂。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可能不得不承认，一些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探索遭遇困难或者挫折是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探索应是还有一段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