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GDP”

我对共同富裕有一个很简单的解读：富裕来自经济增长，共同富裕是大家共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经济要有增长，分配要趋公平。需要不需要、可以不可以有一个有意义和可操作的指标去帮助我们衡量共同富裕的进度，从而指导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经济指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可用吗？

GDP由来与算法

1930~1940年代的世界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需要数据去支撑他制定应付大萧条的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GDP在1934年现身。稍后，美国考虑参入二战，但担心刚开始恢复的经济会不会受参战影响。GDP就被用来显示美国经济有能力同时供应军需和维持消费。

二战结束，欧美诸国检讨引发二战的因素，其中一个是若干国家汇率不稳定造成经济动乱和政治不安。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在贸易和汇率上的国际合作机制，目的在“加速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去取得政治安定，以维持世界和平”。由英国和美国财政部所开发，用来分析经济活动的GDP理念和核算方法遂成为布雷顿会议讨论中的基础参考、世界的标准，至今。

GDP的算法有三种，从三个角度去算经济生产活动的成果，理论上应得出同一答案，但实际上往往有差异，一般的做法是把差异控制在2%之内。

“生产法”（也称“部门法”）是从生产角度衡量“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创造的价值。“常住单位”是指在一国经济领土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经济利益中心”则是指在一国经济领土内拥有一定的活动场所，从事一定的生产消费活动，并持续经营或居住一年以上的单位或个人。GDP增加值等于“总产出”扣除“中间产品”，也就是那些能够作为投入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原料或半成品，包括二手车、二手货，以至金融买卖。按理，股市、房市上涨所创的“利润”(资本利得)是不应算在GDP内的。但在今天，资本利得的增长幅度已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面对这庞大的收益，统计学专家玩数字游戏，创出“金融中介服务”的理念，开始把股市、房市上涨而来的资本利得变相地纳入GDP增长。

“收入法”（也称“要素支付法”和“要素成本法”）是以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收入去衡量经济增长，也就是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到的“分额”，包括以下。1.“劳动者报酬”是工资、奖金、津贴等。2.“生产税净额”是生产税扣除生产补贴。3.“固定资产折旧”是为弥补固定资产的损耗（一般设固定资产折旧率）。4.“营业盈余”（即是利润）是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可见，在核算中，企业利润的大小与劳动者报酬的高低是有机性地相关的，而劳动者报酬则以工资占比最大。也就是，工资与利润是反向相连的。

“支出法”（也称“最终产品法”和“产品流动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去衡量核算期内用来购买的各项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总支出。GDP增加值来自4处：1.“居民消费”（包括“耐用消费品”支出如冰箱、彩电、洗衣机、小汽车等；“非耐用消费品”支出如服装、食物等；和“劳务”支出如理发、旅游、医疗、保健等）。2.“企业投资”（包括增加或更新资本资产如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和住宅的支出）。3.“政府购买”（包括购买物资和劳务，但不包括公债利息和转移支付）。4.“净出口”(进出口的差额)。

 
GDP的短板

GDP理念在全球广泛使用，但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创始人Simon 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一开始就警告不要把GDP增长与经济及社会福祉视为一体，特别是因为它并未有包括家庭主妇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照护工作、救济和慈善、散工的收入、非法的收入等。他未有包括这些经济活动的理由是他想GDP的数据“精确”。但他同时坚持GDP是个特殊的衡量，只衡量社会与经济活动的一个狭窄部分。他强调“经济福祉”是很难衡量的，除非充分衡量经济收入的分配，而这就需要分辨出增长的量与质、代价和回报、短期与长期。

GDP的短板确是不少，这里只提最显著的：1.未有衡量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ies），如工业生产增加带来的污染、生态破坏、水土流失、资源枯竭。2.由于不衡量非金钱经济、非市场交易，以至遗漏了大量的无偿生产活动。不少人估计过这些活动量，就算最保守的估计仍占GDP的15%（这是发达国家的情况，欠发达国家会远高于此）。3.由于不分辨不同人群的收入，追求GDP增长或会加速财富分配的不均，而不均会带来全国的健康情况下滑、经济生产力下降、社会不安提升。

有人提出“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参考A Short History of GDP: Moving Towards Better Measures of Human Well-Being, R Costanza, et.al.,2014）的理念：“在一定门槛下，GDP提升，生活素质随之提升；一旦超过门槛，生活素质非单不会跟着提升，甚至会下降，因为收入（生产）增加带来的益处被收入不均、丧失闲暇和自然资本枯竭抵消，超过门槛的物质富裕不能取代社会凝聚力、健康的人际关系、知识、智慧和目的、与大自然的接触，以及各种使人类快乐的元素。”

说句公道话，当初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构思是要通过增加经济活动去提供就业收入和福利，以降低全球性的社会矛盾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今天的世界已经变了：人口庞大而资本充沛。有人指出，”现今的世界所需的是新的目标，以开阔的视野去连接互为关系的、长远的、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生态福祉，并以新的方法去衡量去向这目标的进程。物质消费和GDP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要看清‘生活素质低’（真正的贫穷）与‘金钱收入低’的分别。”（R Costanza, et.al., 见上）

GDP不适合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繁荣、福祉和快乐，人所共知。自195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取代品。但这些取代品的共通点是不断增加新元素，从健康、教育到文化活力、生命满足感等等，越来越繁琐、复杂，甚至开始离开GDP衡量经济增长的原意。

GDP被这么多人用，并且用了这么长时间是有其道理及长处的。它简单、清楚，并且是个“实数”（真金白银），不像其他指标的“虚数”。其他强项还包括： 1.经常和定期（一般是每季，因此可供观察“趋势”），2.广泛（差不多全球国家都用，因此可供对比），3.一致性（各国的衡量技术、定义相当一致）。不应轻易放弃。这意味不应取代，应提升，应从它的结构和内容去发掘这未有被完全开发的潜力，去丰富它、充实它，和回应对它的批评。

认识GDP的价值观

要在不削弱它的强项下去提升它的短板就首先要明白GDP代表的价值观。

GDP包含着、也反映着资本经济的意识形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美国当年用来衡量资本经济的“寒暑表”，只衡量“富裕”，不包括“共同富裕”。但仔细的去审视它的结构和内容就不难看出它不是“不能用”来衡量财富分配，只不过是“未曾用”而已。

资本经济没有“共同”意识，只有“竞争”。古典经济学强调个人主义，经济理性（自私的竞争）、平衡（equilibrium，有人赚一定要有人赔）。且看这个资本经济的竞争意识带来什么的后果。

谁在竞争？生产者与生产者竞争，看谁成功卖出产品。怎样竞争？竞争者都是卖同一的产品，价低的才会成功卖出。怎样达成价低？生产成本低才可以卖价低。如何降低生产成本？使用成本低的生产模式。如何创造成本低的生产模式？取决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的组合。合理的假设是每个竞争者购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所付的单价是同样的（也就是，没有人有“特权”）。不同的“生产模式”就是不同比例的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组合。生产竞争者各找总成本最低的生产要素组合。

当然，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也同时想在“生产模式”(生产要素组合)中争取最大的占比，因为占比越大，回报就越大。为此，“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最利劳动力拥有者，“资本密集型生产”最利资本拥有者，“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最利自然资源拥有者。

大家都知道，现今的“生产模式” 是“资本密集型生产”。这是怎样发生的？现代资本经济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是生产分工，因为分工可以增加效率，但分工一定去向生产标准化，继而规模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有利使用机器，机器生产就是资本主导的生产。为此，现代资本经济遂现身。(要留意，200年后的今天，主流消费开始走向个性化，相应地，生产也开始向精准化、限量化转型。)

现今，在资本支配下的经济里，资本在生产上的占比自然最大，资本拥有者自然最有支配权。资本的回报（利润），相对于劳动力的回报（工资），永远偏高。这种不平衡是资本经济的必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凡被任何一个生产要素支配的生产一定不效率。比如，一间鞋厂有两条生产线，一条做左鞋，一条做右鞋。左鞋线产出高、右鞋线产出低。按“效率衡量优劣”的竞争原则，厂主理应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左鞋生产线，因为它效率较高。但是，谁都知道，鞋是一双双卖的，没有右鞋配上的左鞋是卖不出的。因此，提升左鞋线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增加可卖的鞋。反之，新增投入左鞋线的资源是完全浪费。把资源投入右鞋线才会提升“整体效率”。把这逻辑用在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上就是指单提升资本效率或劳动力效率(暂撇开自然资源)都不保证整体效率会提升。真正的经济效率是来自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效率”。

作为经济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样重要。机器（资本）的效率高而没有高效率的劳动力去使用它是徒然。高质量的资本和高质量的劳动力不能分开。

何来高质量的资本和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本的回报率高会催生高质量的资本，劳动力的回报率高会催生高质量的劳动力。高质资本配上高质劳动力才能催生高效的生产，创造高的GDP。资本与劳动力“共同”高效才能产出最大的“富裕”。为此，共同与富裕是分不开的。亦即是，劳与资之间公平的分配财富跟劳与资双方效率地创造财富是分不开的，是二而一的。越公平的分富带来越效率的创富。反之亦然。

发挥政策想象力 
出自资本意识的GDP不会“自动”去衡量共同富裕，因此对GDP的追求也不会激励共同富裕。但是我们可曾注意到，在GDP衡量“富裕”之际，它其实已经“不自觉”的提供了可以用来衡量“共同富裕”的数据。只不过是因为它没有“共同”的意识，所以这些数据未得彰显。

如何去彰显？可分两个方面去看。“富裕”需要生产要素（这里只聚焦于劳与资）发挥最大生产效率。这需要最高效的劳资分工，从而取得最高效的劳资组合生产，这一点已经反映在GDP增长率上面。“共同”是指劳资共享经劳资最高效分工而创造出的财富。这一点虽还未反映在GDP增长率上面，但已经包含在核算GDP的数据中的工资（劳动者回报）增长率和利润（资本回报）增长率(数据来自“收入法”，见上)。我们可以把这数据彰显，把只衡量富裕的GDP提升为衡量共同富裕的GDP。

我们只需要在现用的GDP稍作“加工”、“润色”就可以突出共同富裕。可否在GDP增长率（代表富裕）附加一个公平分配系数（代表共同富裕）？例如，“共同富裕GDP增长率”=GDP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利润增长率）？这个“共同富裕GDP增长率”非常简单、清楚，并可以非常容易地还原为现用的GDP去跟别的经济体作比较。

共同富裕GDP可以为国家发展提供方向。各部门或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如果用这指标就是“结构性”的鼓励他们兼顾财富的增加和财富的分配。逻辑如下。提升“共同富裕GDP增长率”有赖提升GDP增长率，而提升GDP增长率是政绩考核一向用的指标，人人在追。采用“共同富裕GDP增长率”不会改变对GDP增长率的追求，因此不会对部门或地方构成混乱或威胁。但由于提升“共同富裕GDP增长率”是需要提升工资增长率与利润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劳资差”，这会驱使他们创意的去思考和采用“一箭双雕”的策略去同时地提升GDP增长率和“劳资差”。例如，对教育、保健的投资既提升GDP但同时也提升劳动者的体能、技能，而劳动者的体能、技能提升会提升他们的工资，这就会加大“劳资差”，从而提高“共同富裕GDP增长率”，提高政绩考核成绩。其实，很多证据已经显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会放缓。那时“劳资差”就可以补上去维持“共同富裕GDP增长率”。这才是有机性的连结经济与社会发展，真正的经世与济民。

现有的GDP简单、易懂，是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发展衡量指标，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政策指南针”。但负面是这个指南针永远是指向经济效率，忽略了经济效率离不开经济公平。这是出自资本意识的GDP难以避免的盲点。“共同富裕GDP”补充了这个盲点，提供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经世济民指南针。它一方面保留了现有GDP的强项，特别是它的广泛性和可比较性。另一方面，它还填补现有GDP的若干短板，例如缺少了家庭工作，义务活动，非正规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衡量，因为追求“共同富裕GDP”的增长会推动部门和地方设法把这些有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正规经济内。

“共同富裕GDP”是“寓富裕于共同，寓共同于富裕”，励志部门和地方官员去配合此刻的国情，把发展经济活力和满足社会诉求有机性的结合起来。在某程度上，脱贫不是追求富裕，而是追求共同富裕，不单只是地区间的共同富裕，同时是地区内的共同富裕，是官员们发挥兼具经世与济民政策想象力的机遇。

现实永远是复杂和多变的，因此任何一个衡量指标都要在过分简单和过分复杂之间找执中。“共同富裕GDP”是在现有GDP的强项上(多年的使用证明了它确有价值)更上一层楼，去为共同富裕提供一个科学和简单的衡量标准。

可以说，“共同富裕GDP” 是利用市场经济的逻辑（金钱交易）去宏扬社会主义的特色——创造财富上各尽所能，分配财富上各得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