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的非洲

非洲国家独立后，曾短暂地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但紧随其后的经济危机、结构调整、冷战等因素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交互发力，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受到严重冲击。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发生变化。

1990年，非洲统一组织发布《关于非洲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与世界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Situation in Africa and the Fundamental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全面审视了世界形势变化下非洲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当时，东西方关系从对抗逐步走向合作，区域一体化、经贸合作、科技进步成为全球性趋势，非洲国家看到了其中的机遇，但更多的是不得不思考其中的挑战。

⬆ 1990年，纳米比亚领导人（左）与南非种族隔离当局领导人（右）握手

政治的“剧变”

东西方形势的缓和对非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纳米比亚的独立是一个积极的变化。通过将古巴从安哥拉撤军与南非允许纳米比亚独立关联起来进行操作的联系方案，除了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外，古巴得以安全退出，安哥拉和南非也能够相对更自由地关注国内问题。而对整个非洲来说，这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它意味着联合国框架下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获得了解放。

南非正在发生可能最终导向种族和解的变化。反种族主义斗争仍在继续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优势，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顽抗和可能发生的最后反扑仍是巨大的障碍。从当时来看，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达到目标，仍属未知。一些人认为流血和暴力可能仍然是必经的过程，多种族民主选举最终尘埃落定之前的种种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最终，和平还是实现了。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早已独立但却在独立后马上陷入内战的国家也在发生变化。此前，由于冷战各方和南非的介入，两国的执政党和反执政党武装力量都有背后的支持。随着冷战终结和南非种族隔离当局自身的被迫转变，种种背后的支持或消失或出现调整，两国的执政党和反执政党武装力量也开始做出调整。1992年，两国的反执政党武装力量转化为合法的反对党，尝试以民主竞争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这种转变在莫桑比克实现了，但在安哥拉却出现挫折，内战后来又延续了十年。
索马里的变化既有冷战终结的国际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1969年开始执政的西亚德曾一度周旋于两大阵营间，但冷战的终结使这种空间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长期的发展不力和派系、族群冲突的消极影响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集中爆发。1991年，西亚德政权被推翻，索马里随后陷入分裂。

赞比亚的变化更多的是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但也有欧美的推波助澜。作为“前线国家”创始者和反种族主义斗争“老兵”的卡翁达在为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进展感到“欣慰”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内部已经逐渐掀起的反对浪潮，长期发展不力导致的社会动荡和政权内部不稳定在1990年集中凸显，依托工会的反对派力量和有较深教会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对卡翁达政权发起冲击，“玉米面骚乱”和未遂政变接连发生，欧美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也趁机施压，自1963年来开始统治的卡翁达最终在1991年的选举中落败。

赞比亚发生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非洲政治变化的一个缩影，所谓的“民主化进程”已在非洲多个国家产生影响。非洲统一组织在1990年的宣言中也明确，要“在考虑各国现实、发展需要、人民基本需求的情况下致力于以各国社会文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

⬆ 卡翁达（左）与奇卢巴（右）

经济的“不变”

尽管在非洲发生的政治变化都有国际形势变化裹挟的因素，但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国内的发展。然而，当时大部分非洲国家内部的发展可以说都不尽如人意。

1990年非洲统一组织的宣言明确承认，“非洲的社会经济形势仍很严峻”。自1980年以来，在集体自力更生和自主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引下，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方面的协助下，非洲国家进行了诸多努力，也付出了诸多代价，但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自主可持续发展仍不具备充分的基础：生产和基础设施情况继续恶化，非洲国家人民的人均收入水平继续降低，进出口水平继续降低；公共卫生、住房、教育等社会服务供给受到严重限制，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外债从1980年的600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末的2570亿美元——在经济问题重重、外债负担沉重的情况下，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从21个增加到28个。

非洲国家在1990年的宣言中带着愤懑的情绪批评结构调整，称它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但相关措施却并不足以“完全恢复经济并为未来增长打下基础”，并且它们还非常在意结构调整的主导者“在援助时附加政治条件”。

实际上，1989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致力于非洲社会经济复苏与转型的结构调整计划非洲替代方案》（Afric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 for Socio-Economic Recovery and Transformation）已明确指出，“1980年以来的因应经济危机而开展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努力总体是失败的”。替代方案强调要考虑与调整转型相关的所有主要因素的动态互动关系，其中基本的是宏观经济框架、政策导向与措施、执行策略；强调要加强国内资源的全面调配和有效利用，要塑造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要在公私部门之间达成一种实用有效的机制；强调要寻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民主化，要求从决策到执行所有阶段的民主化；强调要在设计、执行和监督调整转型计划方面的国家间合作，替代方案本身也应成为非洲国家和发展伙伴之间的一个建设性对话平台的基础。替代方案强调最为核心的因素是人，要调动人，给人赋能，并能保障收入的合理分配。

对于非洲方面的批评，世界银行也发布了题为《调整在非洲：改革、成果与未来出路》（Adjustment in Africa : reforms, results, and the road ahead）的报告。报告认为，结构调整改革扭转了非洲国家经济下滑的趋势，在调查的29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因为政策改革有力而实现了约2%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是，其他未能有效推进政策改革的国家则出现了最低-2%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且，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哪一个非洲国家形成合理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胀率低于10%、财政赤字水平较低、汇率有竞争力，三分之一的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实际上是恶化了。而且，因改革而取得的一些成果仍比较脆弱，只是让非洲国家的增长恢复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其是否可持续也值得质疑。

对于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解释是，政府是经济改革的主导者，但是，“非洲国家领导人需要寻求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非洲国家政府和外部投资者要协同，在主导权和共识达成方面要有更多协调。”世界银行认为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但承认单靠结构调整无法保证非洲国家走上持续的、有利于减贫的增长道路，因为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挑战，而投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和机制建设，寻求更好的治理将是基本出路。

非洲方面明确表示怀疑结构调整计划本身的合理性，但又称“非洲经济基本的结构瓶颈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改革都不会取得实质性效果”。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非洲国家的需求、能力与发展合作伙伴的支持实现契合。

结语

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政治发展的形势似乎已在剧烈的变动中逐渐明朗，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却呈现裹足不前甚至可能出现倒退的局面。对此，非洲国家提出了“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加强科技运用，建立工业基础，制定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人口与环境政策”的对策，表达了“推动民众参与政府和发展的进程，实现能保证人权和法治的政治环境，高标准地要求公共部门”的决心，也明确了继续“寻求国际合作和团结，寻求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从当时来看，这个在变化和挑战中寻找并把握机会的过程充满不确定，但后来有所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道路却正是由此开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