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非洲国家内部和国际形势均在发生急剧变化。在此背景下，非洲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以“民主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变革浪潮。这场被称为“民主化进程”的运动既有非洲内部的动因，也受到国际力量的推动和影响，它与非洲国家诸方面的发展相交织，仍在变动中持续。

⬆ 加纳的选举场景（1992年）

“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与推进

独立后，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出现了以特定政党和个人为主导的政治体制。独立之初的诸事待发和不稳定曾使一部分国家的单一政党或个人统治被颠覆，但继之而来的仍不过是另一个特定政党和个人。有少数几个国家，依靠内外机遇和特定领导人相对较合理的领导，在保持国家相对稳定的同时还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以特定政党和个人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在非洲似乎一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存在合理性乃至必要性，未受到成规模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的爆发和随后的政府应对乏力逐渐使特定政党和个人的统治受到质疑。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不力乃至每况愈下使矛盾愈发尖锐，第一代领导人中部分人的去世或下台带来了新的空间，新世代的民众和精英阶层也已登上舞台，长期持续的特定政党和个人的统治开始出现动摇。与此同时，主导结构调整的国际机构和欧美国家提出结构调整之所以不如预期是因为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不力不当且民众参与不够，非洲国家如要继续获得贷款和援助，则必须在“政府领导”和“民众参与”方面做出改变。在这种形势下，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席卷非洲的浪潮。

民主化进程因应当时在非洲大部分国家存在的一党制、军政权或个人统治，要求推行多党制，施行定期选举，容许并扩大多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监督。这些要求在短时期内投入实施，引发了不少动荡和混乱。多党制的推行使一些非洲国家在短期内出现多个政党。新政党往往没有长期传统积淀，而只是诸多力量的临时联合，它们或依托工会，或依托特定族群，或借助非政府组织，或注重发动青年或妇女力量，以“运动”“阵线”“联盟”“论坛”“大会”之类的名义存在并开展活动，极大地调动了非洲国家民众的政治热情，一度形成较大的声势。而在多党制框架下，选举就成为必然。民主化进程下非洲国家的选举在形式上以欧美国家为模板，但却不得不考虑非洲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薄弱、传统影响复杂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要应对既有执政力量凭借优势地位实施的限制乃至超常规打压，这导致选举在很多非洲国家成为混乱的代名词，选举后的争议常常难以避免，两支主要力量得票比例接近更是会引发混乱升级。在多党制和相应的选举中，传统执政力量大部分都通过适当的改革或手段变通保住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也有部分传统执政力量在与新生力量的竞争中败北。

多党制和相应的选举竞争一度使执政力量认为反对党是最大的对手，但事实证明，多种社会力量的议政参政更难识别和应对。以赞比亚为例，基督教组织因其特殊性和自殖民时代开始形成的庞大而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受政府倚重，它们从20 世纪90 年代起开始介入所谓的“民主”与“人权” 等事务，成为政府的监督者、批评者乃至某些事务的直接参与者；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则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显著增强，它们促成和参与了多次政治变革进程，在宪法、选举、治理等方面长期与政府有分歧。基督教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既有在赞比亚的国内基础，还有在赞比亚之外的国际网络倚靠，它们在民主化进程中发展成为能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并继续着力推进民主化进程，执政者尽管一直尝试“利用”或者“驯服”，但始终难以完全凑效。

⬆ 乌干达街头的选举海报（2021年）

“民主化进程”的成效

混乱和冲突还会根据民主机制运转周期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于是就有了所谓非洲国家“逢选必乱”之类的说法。由此，一些人一度认为民主化进程不但是失败的，还搞乱了非洲，有弊无利。

应该说，如果只看最初的10—15年，那么认为民主化进程失败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要承认民主化进程在民主机制框架确立方面的成绩。即便早期的多党和多党制都不成熟，选举也包含了既有执政者的作弊和暴力、反对党的一味顽固抵制和由此引发的混乱冲突，但多党制和选举的框架却建立起来，成为不得不承认并且必须履行的程序性存在。而且，在民主化进程浪潮的大力冲击下，非洲国家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被调动起来，政党和选举等方面的民主意识也得到强化。

民主机制框架确立后，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其对国家安定团结的积极意义。承认多党的合法存在，也就意味着不同群体、政治势力和派别的利益和诉求有了可表达并努力争取的渠道，这从长远来看有利于非洲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比如莫桑比克，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长期执政的框架下，反对力量莫桑比克抵抗运动长期依托丛林开展武装斗争——尽管它与外部种族主义势力有勾连，但它确实代表了莫桑比克一个规模较大群体的利益。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莫桑比克抵抗运动最终转变成合法反对党，长年内战得以结束。尽管随后莫桑比克抵抗运动因在多次选举“惜败”而有不满和过激动作，乃至威胁“重返丛林”，但最终各派仍选择在民主化框架下解决问题，在容忍的原则下维护国家稳定。

民主机制框架确立后，各种社会力量兴起并发展，它们一方面发挥了政治制衡的作用，成为非洲国家政府的监督者、批评者和建议者，在遏制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官员的专制、腐败、懒政和滥政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力量依托自身网络，在非洲国家开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少数或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等方面的活动，成为政府的重要辅助力量，这对广大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缺少社会发展事业支持资源的非洲国家来说也有积极意义。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在经过了最初10—15年的阵痛之后，民主意识已深入人心，民主化进程所导致的不良影响和不安定因素也似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在民主意识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尽管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力量仍会通过拖延、作弊、打压等方式干扰民主机制运行，但他们已不能中止民主机制运行，安哥拉2017年选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19年选举所实现的和平过渡都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一些问题尽管仍会周期性地出现，但对应也有了比较成熟且相对比较有效的机制。肯尼亚曾多次因选举结果争议而引发骚乱，2017年选举也出现了选举结果有争议紧接着发生冲突的局面，但最后高等法院判令重选且重选也顺利实现，最终以比较令人信服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在确认民主机制框架已在大部分非洲国家有效确立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尽管认识到非洲国家民主机制运转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也倾向于持正面肯定态度，只要不出现严重明显违规和大规模危机，国际社会往往会选择尽快做出认可，以助尘埃早定，这也是维护并推进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启的民主化进程仍在非洲持续。单纯从政治发展角度来说，非洲国家在民主化方面应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能孤立存在，它还要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要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所促进。而从当下的形势来看，大部分非洲国家的民主还不具备充分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民主机制的运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则仍不明显，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还形成消耗和阻滞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非洲国家过去约30年的民主化进程恐怕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应会是一条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