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卡诺酋长制度探析

卡诺酋长制度的历史演变

酋长制度是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地区的重要社会制度。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之前，非洲许多地区都处于酋长国的统治之下，卡诺地区也是如此。历史上，卡诺地区的边界是流动的，但总体上为豪萨社会文化的中心地区，较具代表性。在历经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独立以来的历史演变后，卡诺酋长制度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前殖民时期
卡诺酋长国约于11世纪建立，为“豪萨七邦”（Hausa Bakwai）[1]之一。酋长（Sarki）为最高统治者，采用世袭制继承，下设各中央行政官职，负责协助其管理国家、处理日常事务。据《卡诺编年史》记载，从11世纪初至18世纪末，卡诺酋长国先后历经了四十余位豪萨酋长。[2]15世纪穆罕默德·庸法（Muhammad Rumfa）统治时期（1463—1499年）是卡诺酋长国的繁盛期，伊斯兰教在豪萨地区广泛传播，对酋长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在选举制度上，庸法设立了“卡诺九人议事会”（Tara ta Kano）[3]，负责在世袭制的基础上讨论并确定新酋长人选。在地方管理上，则设立乡长（Dagatai）与村长（Masu Unguwanni）作为地方行政官员，帮助酋长推行统治制度、协调地方事务。酋长制度大体上呈现如下结构：

19世纪初，富拉尼伊斯兰领袖乌斯曼·丹·福迪奥（Usman ɗan Fodio）在西非地区发起圣战（Jihad），将卡诺酋长国纳入索科托哈里发国（Sokoto Caliphate）的统治之下。索科托哈里发国的最高统治者为索科托苏丹（Sultan），对诸酋长国具有宗主权。这一时期，卡诺酋长需由索科托苏丹任命加冕，但仍保留了其管辖范围内的司法权、税收权、军权，以及对下属官员的任命权。

（二）殖民时期
1900年，英国政府接管了皇家尼日尔公司在北尼日利亚地区的领土，成立了北尼日利亚保护国。考虑到殖民官员数量少，实行直接统治较为困难，且当时的北尼日利亚已经存在比较稳固的统治制度，殖民总督卢加德（Lugard）决定推行间接统治制度。因此，他保留了原有的酋长制度，重新任命了土著酋长，将其变为殖民统治的“合作者”。

英殖民政府在承认酋长地位的同时，也对其权力进行限制。殖民政府所制定与颁布的土著法院法、土著政权法、土著税收法等法令削弱了酋长的司法权、军权、税收权、土地所有权，加强了其对殖民当局的依赖性，以确保其为殖民统治服务。1914年南、北尼日利亚殖民地合并后，其最高长官为总督，南、北两个行省各设副总督分管，行省下设省，省下又设分区，各区由驻扎官掌管，土著酋长相当于各区驻扎官地位，但受驻扎官的监督。同时，酋长的头衔需要总督授予，并发予委任状，表面上在挑选与任命时主要考虑传统原则与人民愿望，实则取决于殖民官员的意愿与统治需求。[5]尽管如此，在卡诺地区，酋长宗教领袖与民族象征的地位没有改变，在民众心中仍具备合法性与至高话语权，并作为殖民者与当地民众的中间人，继续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尼日利亚独立后
1960年，尼日利亚正式宣布独立，卡诺地区归属北部大区（Jihar Arewa），后于1967年被划分为卡诺州（Jihar Kano）。独立后的宪法改革与军政府改革均试图对酋长权力进行限制。

第一共和国时期，宪法仍然承认酋长的政治作用，在各区设立了酋长院。由于独立初期尼日利亚国家政府机构尚不完善，酋长对地方行政、民事、司法保有很大影响力。酋长将其在殖民中获得的权力延续到这一时期，继续掌控地方政府的行政机关，并作为地方议会的主席做出重大政策决定。[6]

1966年，第一共和国被军事政变推翻，军政府出于高度集权的需求开始削弱酋长的权力。1967年，戈翁军政府重新划分行政区，分散了酋长在地方的势力范围；1968年，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措施剥夺酋长对地方警察和土著法院的控制权；1976年，奥巴桑乔军政府推行的地方政府改革解除了酋长的行政职能；1978年，土地使用法将土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并废除了酋长的土地分配权。但在限制酋长权力的同时，军政府又有赖于地方酋长帮助其获得民众支持。1968至1975年间，军政府曾多次召开酋长会议以帮助政策制定。[7] 1976年7月，奥巴桑乔在对传统酋长发表的演讲中也仍然承认其在地方政府中的崇高地位及人民的建议者与领导者的角色。[8]由此可见，酋长制度仍被尼日利亚现代政治体系所需要，现代政治精英有赖于酋长在地方的威望以获得民众支持，进而推行政策。

1979年，奥巴桑乔政府决定将政权重新交予文官政府，并颁布了为第二共和国制定的新宪法。宪法规定，酋长在州议会中只保留建议功能，可以就习惯法、宗教事务、酋长制度及传统官职的授予等问题向地方政府提供意见与建议，并被赋予支持艺术和文化事业发展、协助税收、动员民众等职责，州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与罢免酋长。[9] 1979宪法首次正式阐明酋长的作用仅限于咨议职能，禁止酋长参与党派政治，试图将酋长在政治中边缘化。但在卡诺，由于酋长长期以来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宪法改革未能如期削弱其重要性。1980年，卡诺州州长写给卡诺酋长奥杜·巴耶鲁（Ado Bayero）的无礼询问信在当地引发严重暴动。这表明卡诺酋长在地方民众中仍然享有广泛支持，也因此在卡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基于酋长在地方政治中的影响力，1999宪法取消了1979宪法中有关酋长职能的规定，未对酋长的权力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当前在卡诺州，酋长制度遵循州法院通过的相关条例，通过卡诺酋长理事会（Kano Emirate Council）运行。

卡诺酋长制度在现代社会的积极作用

如今，卡诺酋长制度与现代政治制度并行，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奥杜·巴耶鲁是独立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卡诺酋长（1963—2014年在任），因其对卡诺地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其继任者萨努西二世（Sanusi Lamido Sanusi，2014—2020年在任）与现任卡诺酋长阿米努（Aminu Ado Bayero）同样也在参与地方治理、开展民间外交、发扬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参与地方治理
作为中央与地方民众之间的协调者，卡诺酋长是连接中央政策与民众意愿的枢纽。当中央政策难以得到当地民众的理解与接受时，卡诺酋长往往能够有效促进中央政策在地方的推行。例如奥杜·巴耶鲁酋长在任时，联邦政府的初等教育普及制度囿于宗教因素在北部推行受阻。凭借其宗教领袖的身份，奥杜·巴耶鲁酋长积极在人民群众中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得卡诺成为公立小学入学率最高的州。[10]同时，当中央政策与民众需求存在落差时，卡诺酋长也积极建言资政，向中央反应实地情况并提供建议。例如，尼日利亚中央银行（CBN）于2023年初拜访现任卡诺酋长阿米努，希望其协助无现金政策（Cashless Policy）的推行。但阿米努认为，虽然该项政策有望助力国家发展，但操之过急将会给地方民众带来困难。因此，他建议中央银行先改进电子银行系统，积极听取人民反馈，然后再循序渐进地落实政策。[11]

除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关系之外，卡诺酋长还通过传统头衔的授予、非官方机构的设立等方式协调地方纠纷。尼日利亚为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常扰乱地区治安、阻碍社会发展。尽管卡诺的人口组成以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为主，但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南部信仰基督教约鲁巴人、伊博人等也逐渐涌入。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使得各民族在社会交往中矛盾难免。为应对这一问题，卡诺酋长在当地设立了非土著领导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并任命了卡诺约鲁巴人酋长、卡诺伊博人酋长等，以帮助协调地方纠纷。[12]而随着近年来外资企业进驻卡诺地区，大量外商涌入，卡诺酋长也利用相似的策略协调当地人与外商之间的矛盾，如任命卡诺华人酋长以处理卡诺华人与卡诺当地政府或当地人之间的各类事宜。卡诺酋长在地方治理中的上述良性参与对于地方社会和谐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二）开展民间外交
卡诺酋长还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卡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以中尼之间的民间外交为例，在任职卡诺州酋长期间，萨努西二世曾多次访问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山东、湖南等地的企业，进行参观交流，以深化相互了解、学习优秀经验、扩大经贸合作。在访问中，萨努西二世也鼓励中国企业在尼投资，表达了加强两国民间交往、地方交流和产能投资合作的愿望。在此推动下，山东省和卡诺州在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开展了诸多合作，成为国际友城。[13]萨努西二世还多次会见时任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周平剑，就两国民间友好、地方交流与产能合作等事宜深入交换意见。周平剑大使曾在会见中表示，中非合作需要包括尼传统领袖在内的社会各界同心协力。萨努西二世也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价值链转移对于尼日利亚而言是难得的机遇，将为中国投资者在卡诺投资创业提供积极支持。[14]

卡诺酋长引导的民间外交发挥了官方外交难以替代的作用。鉴于酋长的社会地位与职能，这一外交形式既可以促进宏观层面的意见交流，也能够推动微观层面的交往实践。民间外交的发展有利于当地民众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生产力与生活水平，对卡诺当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三）发扬传统文化
卡诺酋长制度同时也是豪萨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其涵盖的仪式与传统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豪萨社会，被豪萨民族视为宝贵的精神文明象征。

在卡诺，酋长加冕是盛大的节日，通常以宣读委任状、歌舞表演、酋长讲话等形式庆祝，有助于增进酋长与民众之间的情感交流。之后每一年加冕周年日的祷告、赞颂历史、回顾酋长贡献等环节也成为了延续至今的传统习俗。在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如开斋节与宰牲节当天，卡诺酋长还会举行游行仪式。在仪式开始前，酋长会先去清真寺进行礼拜。仪式开始后，酋长会骑在马上，在卡诺城内按照固定的路线游行。在游行的最后，酋长会对民众发表讲话，并接受祝福与问候。围绕酋长制度而产生的仪式有助于强化当地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推动豪萨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尼日利亚社会的发扬与传承。仪式还传承着豪萨民族丰富的物质遗产，其中使用的精致器物、服饰、打击与吹奏乐器等是豪萨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

卡诺酋长制度发展面临的挑战

卡诺酋长制度在当代尼日利亚社会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并有望在未来与现代政治制度继续并行，共同服务于卡诺地方社会。但与此同时，卡诺酋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也面领着一系列挑战。

（一）与伊斯兰极端教派存在分歧
卡诺酋长的宗教领袖地位是酋长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然而，伊斯兰教内部并非是同质化的。在尼日利亚，正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冲突频发一样，不同的伊斯兰教派别之间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卡诺的大多数穆斯林都信仰提加尼教团（Tijjaniya）和卡迪里教团（Quadiriyya），均属于伊斯兰教中的苏非派。这一庞大的穆斯林群体是卡诺酋长的忠实拥护者，他们承认卡诺酋长在宣扬伊斯兰教义、执行伊斯兰教法等方面的正统性和权威性。然而，卡诺也有一小部分信仰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例如伊扎拉协会（Izala Society）便信仰逊尼派的萨拉菲主义（Salafi），宣称自己为纯粹主义者，反对所有不符合其教义的实践。[15]这些较为激进的穆斯林团体与主流的苏菲派之间存在分歧，否认卡诺酋长的宗教领袖地位，不仅强行进入酋长宫殿传教，还与一些破坏性组织联合，给卡诺的社会治安造成威胁。伊斯兰极端教派的反对情绪与反抗行为是卡诺酋长制度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之一。

（二）与现代政治制度有待磨合
自尼日利亚独立以来，传统统治者与现代政治精英争夺权利的斗争一直难以避免。宪法改革禁止酋长参与政党政治，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传统势力的介入往往使得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化。尼日利亚的许多政党都具有一定的种族基础，地方势力介入政党政治恐将带来国家分裂的隐患。

在卡诺，酋长与现代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同样存在。在2019年的州长普选中，前任卡诺酋长萨努西二世便有意支持人民民主党（PDP），与全体进步大会党（APC）的州长候选人阿卜杜拉希·甘杜杰（Abdullahi Umar Ganduje）处于对立面。[16]甘杜杰任卡诺州长后，萨努西二世也曾发表与其政治主张相悖的言论。因此，甘杜杰于2019年在卡诺州增设了四个同级酋长职位[17]，以分散萨努西二世的权力与管辖范围。2020年3月，在甘杜杰的主持下，卡诺州执行委员会做出了罢免萨努西二世的决议，理由为其不尊重当局的合法指示，多次违反2019年卡诺州埃米尔法。[18]然而，此次罢免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萨努西二世的政治主张不符合当局的利益需求。由此看来，卡诺酋长制度与尼日利亚现代政党政治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磨合。如何妥善划分这两种制度的权责区域，从而使得二者相辅相成，将是卡诺酋长制度发展必将面临的问题。

（三）与民族一体化目标存有矛盾
民族一体化问题也是酋长制度在发展中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在尼日利亚独立以来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克服地方民族主义一直是核心主题之一。[19]由于复杂的宗教文化因素，加之英殖民期间“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尼日利亚民族冲突频发。作为民族象征与宗教领袖，酋长带有不可避免的民族性与地方性。虽然卡诺酋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地方民族纠纷，但长期来看，其不断强化的豪萨民族文化认同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构建存有矛盾。同时，酋长势力的存续对于中央政府推行民族一体化政策有所阻碍。独立以来的历届政府基本都倾向于通过逐渐削弱地方传统领导人的权力来强化中央集权，扩大中央对地方的干预与影响力，进而推行民族一体化政策。[20]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卡诺酋长制度仍有待进一步调整，以适应尼日利亚民族一体化目标与民族国家构建的需求。

结语

卡诺酋长制度历经了悠久的历史演变，是豪萨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遗产，并在当今尼日利亚政治生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参与地方治理、开展民间外交、发扬传统文化等方式，卡诺酋长为地方社会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卡诺酋长制度的发展或将面临伊斯兰极端教派、现代政治制度和民族一体化目标带来的挑战。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制度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酋长制度与现代政治制度并行的治理方式，符合尼日利亚的历史与现状，并有望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进一步推动尼日利亚经济社会发展。若能进行妥善的沿革与调整，卡诺酋长制度将会在现代尼日利亚社会焕发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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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括Galadima、Madaki、Wambai、Makama、Sarkin Jarumai、Sarkin Bai、Barde、Sarkin Dawakin Tsakargida、Turaki九个中央行政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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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别为拉诺（Rano）酋长、加雅（Gaya）酋长、卡拉耶（Karaye）酋长、比奇（Bichi）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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