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国家独立后的人口问题

“二战”后，非洲人口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独立国家的诞生和发展，非洲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80年代的增长势头尤显强劲。在独立后经济逐渐转向衰退乃至陷入危机难以自拔的情况下，非洲人口的这种快速增长引发了多方关注乃至担忧。

⬆ 肯尼亚的计划生育宣传

20世纪60～80年代非洲的人口状况

20世纪之前，非洲人口的年增长率可能不超过0.1%。1900～1950年，非洲人口可能增长了约1.2%。在此之后，非洲人口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快速增长。根据《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数据，1965、1973、1980、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数量分别为2.44亿、3.01亿、3.64亿、4.96亿，1965～1973年、1973～1980年、1980～1990年的增长率分别为2.6%、2. 7%、3.2%，在当时的中低收入地区中增长最快。

非洲人口快速增长由高出生率、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合力推动。

按照《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给出的1965年和1989年的数据，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两个年份的毛出生率为48‰和47‰，为中低收入地区中最高。高出生率的主要原因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从政治方面来说，由于政治竞争与族群规模联系密切，扩展本族群人口是在政治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一些政治力量会由此出发鼓励本族群生育扩张；从经济方面来说，农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依靠体力和手工的水平，为了维持和扩展经济，增加人口数量就成为一种必须；从社会文化方面来说，非洲国家有强调“能生”“多生”的传统，往往还直接将家族人丁多寡与经济水平、政治能力和社会声望挂钩，增加人口数量成为一种深植于观念中的追求。

在多种寻求“多生”的因素的影响下，非洲国家早婚现象普遍存在，现代避孕方法不普及也造成推波助澜的效果，导致妇女生育率居高不下。与其他中低收入地区相比，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育龄妇女占妇女总数的比例并不突出，但生育率却长期比较引人注目，196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为6.6%，在中低收入地区中最高；到了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仍为6.6%，而其他中低收入地区都出现了下降。

在出生率、生育率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的同时，死亡率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毛死亡率在1965年是23‰，到1989年降为15‰。死亡率下降主要是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相对改善和医疗保健和卫生事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这种改善和发展使一些常见疾病如天花、疟疾、昏睡病、黄热病、雅司病等对非洲人生命的威胁程度降低，导致人口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也得到延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婴儿死亡率从1965年的157‰降到1989年的107‰，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从1965年的43岁增加到1989年的53岁，男性则从41岁增加到49岁。

除了农业人口占大多数、贫穷人口比例较大等固有特征外，在快速增长的态势下，非洲人口的结构还呈现出一些较新的特征。首先是年轻化。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6.8%，为中低收入地区中最高。其次是受教育人口比例相对较低。198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教育净入学率为47%，而同期其他中低收入地区均超过了80%。再次是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从1965年到198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增加到28%，其中1965～1980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5.8%，1980～198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6.0%，为中低收入地区中增速最快。

可以说，无论是看纵向的增长还是看横向的结构，非洲国家的人口问题都不容忽视。

人口问题的影响与非洲国家的应对

人口快速增长意味着对粮食、就业、教育和医疗服务等需求的快速增加。最直接的是粮食需求，人口快速增长使非洲国家不得不持续地增加对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的投入，从而导致可分配给其他经济和社会部门资源的减少。而就非洲国家来说，在资源整体本就有限的情况下，即便只是粮食供应和农业生产，投入实际上也难以充分保证。世界银行1981年在列举非洲国家危机表现时就把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粮食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从60年代的2%下降到70年代的1.5%，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从60年代的2.5%增加到70年代的2.7%。就业机会也很重要，在劳动力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应的就业机会供给，社会乃至政治稳定就会受到直接威胁——一个相对较好一点的趋向可能是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生产率部门，但这却会阻碍技术进步，加剧贫困，最终对长远发展造成难以逆转的消极影响。

人口快速增长也意味着抚养比的上升，国家和家庭将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为那些尚无法从事生产和提供服务的人口提供食物、衣服、住房和教育；人口快速增长还会加剧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从而导致自然资源被过度消耗和环境被破坏；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表现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如果不能在粮食供应、就业机会创造、社会服务提供等方面有效开展工作，轻则会造成贫民窟蔓延和犯罪滋生，重则会引发街头暴乱乃至政治冲突。

对20世纪70～80年代的非洲国家来说，普遍的贫困、低下的劳动生产率、缓慢的工业化本已是重负，经济危机已蔓延开来，快速增长的人口又持续加码，导致整体形势越来越差，多个国家出现了社会动荡、政治不稳乃至剧烈冲突的情况。

对于人口问题及其消极影响，部分国家在60～70年代时就已经有所察觉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纳在1960年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很快就明确人口高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随后政府成立专门部门并发布政策，在1970年开始推动计划生育。肯尼亚在1964年成立了计划生育协会，并很快将计划生育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在经费、人员、立法和宣传方面不断加强工作。坦桑尼亚虽没有官方的人口政策，但领导人尼雷尔比较早就意识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他多次论述生产与人口、人口与分配、生育与抚养的关系，强调要控制家庭规模。加纳、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虽然比较重视，但它们所推行的计划生育仍强调自愿原则，相关工作也是以宣传和鼓励为主。此时，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更未采取实质性应对措施。

进入80年代后，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导致人口问题进一步凸显，人口普查、民间计划生育组织活动、相关宣传与实践等也使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受到触动，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投入应对。1984年，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牵头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召开非洲人口会议，强调人口快速增长将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呼吁非洲国家提高认识，积极应对。同年，《关于人口与自力更生发展的乞力马扎罗行动计划》（Kilimanjaro Programme of Action on Population and Self-Reliant Development）发布，呼吁非洲国家将人口作为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和计划的核心考量因素。

1984年后的数年间，利比里亚、扎伊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赞比亚相继出台了人口政策，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多哥拿出了政策草案，贝宁、几内亚、尼日尔等国则表达了相关意愿。相应地，一些具体行动也开始推进，包括设立人口问题或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宣传人口问题严重性和计划生育必要性、传播计划生育相关信息、提供计划生育指导和服务、引导晚婚和拉长生育间隔、加强青少年相关教育等。

结语

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口快速增长阻碍发展、人口问题严峻且具有长期性已基本形成共识，大部分非洲国家也开始了比较积极的应对，但此前多年快速增长所积累的压力并非一朝一夕可缓解，以自愿为基本原则的计划生育政策也难以有效遏制人口增势。不过，非洲国家也逐渐明确，仍要长期保持对人口增长的控制，但更重要的是寻求发展，以发展对冲人口增长压力，并尽可能地让人口增长为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