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的人口问题

20世纪70—80年代，非洲国家的人口问题在整体的经济危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艾滋病等疾病侵袭的背景下日渐凸显。从90年代开始，在对人口问题重视程度不同、对应政策有差异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不一致的情况下，非洲国家的人口问题开始出现差异化的表现。从中长期来看，非洲整体人口增势难遏，这将给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复杂制约和巨大挑战。

⬆ 等待疟疾预防服务的儿童（2014年 马里）

90年代以来人口问题的基本情况

非洲国家大致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但真正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国家并不多，措施执行得力并产生较显著效果的国家则少之又少。一方面，能够对人口增长形成制约的因素虽不能说没有加强，但加强程度总体上非常微弱，15—19岁结婚、早育、一夫多妻虽有绝对数量的下降但仍可称普遍，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虽缓慢降低但整体仍维持高位。另一方面，能够对人口增长形成推动的因素却日益突出，人均寿命从1990年的49.2岁增加到2021年的59.7岁，5岁以下婴幼儿千人中死亡数量从1990年的180降到2015年的83。

倒是一些看起来与人口政策非直接相关的因素发挥了一些作用。经验表明，一些受过相对较高程度教育的妇女会有生育意愿降低的情况，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也有这样的效应。与此同时，受相对较高程度教育和居住于城市本身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关于避孕的知识和实现避孕的手段。因此，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使用现代手段避孕流行率的提升，从1997年的12%提升到到2017年27%，其中南部非洲一直处在较高位置，1997年是52%，2017年略升至56%；东部非洲提升较快，从13%提升到38%；西部非洲从7%提升到18%，中部非洲从5%提升到13%。

总的来说，非洲整体人口增长呈现难以遏制的态势。以1995—2000年、2005—2010年、2015—2020年三个阶段来看，非洲整体在这三个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7%、2.8%、2.7%，稳定保持。其中，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在3%以上，而刚果（金）和坦桑尼亚则从3%以下变到了3%以上。这呈现了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扭转人口增长势头的困难，易增难减；二是长期保持有效人口控制态势的困难，不减则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到2021年，非洲（撒哈拉以南）的人口已近12亿。在人口整体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部分国家的人口增长尤其突出：2000—2020年，刚果（金）的人口从4700万增加到9000万，埃塞俄比亚从6600万增加到1.15亿，尼日利亚从1.22亿增加到2.06亿，卢旺达从800万增加到1300万，增长率分别为90%、74%、69%、63%。而最突出的当属尼日尔，从1100万增加到2400万，增长率高达114%。

在人口增长的整体态势中，城市人口的增长比较突出。独立之初，非洲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到90年代初变为27% ，2020年前后则达到41%。根据联合国2018年所作的估计，这一比例在2035年和2050年将达到50%和58%。随着居民数量不断增加，非洲出现了一批百万量级的城市，如拉各斯、金沙萨、罗安达、达雷斯萨拉姆、约翰内斯堡、阿比让、开普敦、内罗毕、亚的斯亚贝巴、卡诺等。从目前来看，居住在城市意味着会比农村有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但从中长期来看也有可能意味着住房、水电供应短缺、污染、犯罪、动荡等诸多问题。

在快速增长的同时，非洲人口的结构没有出现有利的变化。首先， 15岁以下依附性人口的占比仍是世界最高，约为46%，这容易导致高贫困率、低劳动生产率、高失业率或不充分就业率，还有较高的政治社会不稳定风险。其次，15岁以上文盲人口的占比仍是世界最高，约为35%，这容易使本已贫困的国家所面临的人力资本缺乏问题更加严重，对抗贫困的能力更加薄弱。再次，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低于1.9美元）的占比仍是世界最高，约为41%，这是过往和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结果，但更致命的还在于它可能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先声。

⬆ 街头政治中的青年（2020年 尼日利亚）

是“红利”还是“灾难”？

面对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以及人口中年轻人占比高的特性，有人尝试性地提出了非洲“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是，在生育率下降缓慢、依附性人口仍然占比较高的情况下，说“红利”似乎为时过早。更为重要的是，人口数量本身的变化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红利。人口红利首先涉及对人力资本建设进行投入，还涉及将人力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放在一起考量，要将机制构建、正确的经济政策和良好的治理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充分有效的劳工供应、投资加强、储蓄增加是最基本要求，只有在这几个方面有切实基础，人口红利才有可能实现。

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可能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外，大部分非洲国家都难以在当下或近期内享受人口红利。未来是否有红利不一定，但期许未来红利就一定要在当下进行投入。2017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题为《2030世代·非洲2.0：优先投资儿童，收取人口红利》的报告，强调要加强卫生、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加强知识和技能教育，加强对儿童和妇女的保护，加强对儿童和青年的投资，同时推动以创造就业为主要归依的经济建设，以此方能在2030年及以后达到收取人口红利的目的。具体如何投入，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给出了两个明确的数字条件：到2030年时新增420万医护人员和450万小学教师。如果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就意味着儿童的潜力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高贫困、失业、不充分就业将如影相随，导致整个大陆的机遇丧失。尽管儿童基金会报告的话语有些危言耸听，但也并非无稽之谈。因为报告强调非洲国家必须有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合理的战略、更强的执行力和更有力的资金支持，但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大部分非洲国家恐怕很难有效完成相应工作。

从学术角度来看，研究者都承认非洲国家正在进入一个人口转变期，人口红利理论上肯定也存在，但它能否实现，却是一个仍在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不管哪一个国家，从尼日利亚到肯尼亚，从刚果（金）到南非，关键看它能不能在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就业机会创造方面有实质性提升乃至突破。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增长的人口不能成为红利，那会不会变成一些研究者所说的“灾难”呢？

实际上，同样是城市人口增加和年轻人占比高，在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意味着红利时，也有人认为它们是“定时炸弹”。如果没有充分的住房、水、电供应，没有充分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没有充分的就业，则人口越多城市越容易乱，年轻人越多社会越容易动荡。特别是年轻人问题，90年代以来一些易出现政变、战争、选举冲突等现象的国家，大都具有年轻人占比相对较高的特征，西非的尼日尔、马里、布基纳法索，中部非洲的乍得、刚果（金）、安哥拉，东非的索马里、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都在这方面具有一定典型性。

尽管研究者并不会肯定地得出非洲人口问题会演变成灾难的结论，但将“红利”和“灾难”相提并论，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结语

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总体并不明显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却非常突出，少数被认为最不发达并且极不稳定的非洲国家更是在人口增长方面独树一帜，这可能算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如果进一步讨论是“红利”还是“灾难”，则会发现，尽管有很明确的目标和路径摆出，但最终能否达成却仍充满不确定性。基于现有基数已较庞大、中长期增势难以有效遏制的客观事实，再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基本情况，非洲国家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恐怕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