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属开普殖民地的发展

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开普殖民地的初衷只是设置一个承担补给功能的定居点，它明确要求定居点不得随意扩张，不能随意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一切都要在公司辖制下行事。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种情势变迁，开普殖民地还是逐渐扩展，人口在缓慢增长的同时发生结构的变化，经济在总体上仍以农牧为基础的情况下出现了内部的多元和对外联系的扩大，殖民地行政管理日益难由东印度公司掌控，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不断复杂化。

⬆ 康斯坦提亚庄园

开普殖民地的发展

东印度公司给范里贝克一行的指令是在保证安全、自给的情况下以合适方式种地、饲养牲畜并与当地人开展以换牛为主的贸易。尽管遭遇恶劣天气、疾病、与当地人关系不稳定等诸多麻烦和困难，范里贝克仍比较好地维持了殖民地，并在引入葡萄种植、探查周边陆上和海上情况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范里贝克1662年卸任后，开普殖民地又经历了多位行政长官和总督。其中，西蒙·范德斯特尔（Simon van der Stel）和里克·塔尔伯格（Ryk Tulbagh）均在任20年，他们的政策和行动对后来开普殖民地乃至整个南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范德斯特尔于1679—1699年在任。范德斯特尔建立了斯坦陵博什（Stellenbosch，意为“斯特尔的丛林”），这是开普殖民地原初定居点之外的第一个定居点。范德斯特尔在任期间，数批胡格诺教徒在公司安排下进入开普殖民地，尽管并不情愿，但他还是尽可能合理地对这些人进行安置，这不仅增加了殖民地的白人人口，还提升了殖民地居民整体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与殖民地已有白人居民相比，新移入的胡格诺教徒在知识和技术能力上确实有优势。范德斯特尔还大力推动农业种植和牲畜养殖实验，一方面，他让若干户自由农（burghers）在斯坦陵博什自由开垦、使用、占有土地，并享受税收优惠，以鼓励他们在种植和养殖上进行探索；另一方面，他在定居点原有的田园里划分地块，开展水稻、木薯、啤酒花、小米、橄榄、葡萄等多种作物的种植试验，还进行树木、花卉乃至野生植物的种植试验。其中葡萄种植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开启了南非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

塔尔伯格于1751—1771年在任。彼时，开普殖民地已存在百年，一些问题日益凸显，其中公司人员借助职权便利参与土地、经商等方面的营利性活动，或利用职权为难自由民以收取贿赂等问题尤其突出。对此，塔尔伯格一方面进行严厉打击和限制，另一方面也注重保障公司人员收入，既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期存在的腐败。塔尔伯格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开普敦城市发展方面。在他任内，“开普敦”开始以一个正式的城市名字为外界所知，开普敦城市的范围也扩大了，有新建的街道、医院、码头，有更新的人工喷泉、教堂和堡垒，屠宰场、烘焙坊、铁匠作坊、木匠作坊等工商店铺也在增加。

除范德斯特尔和塔尔伯格之外，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范德斯特尔之子威廉·亚德里安·范德斯特尔（Willem Adriaan van der Stel）。他继范德尔斯特之后成为总督，但却在任上借助父亲影响和人脉大谋私利，把控殖民地农产品的大部分市场，使其他移民受到挤压。移民遂组织起来秘密向东印度公司举报，他们列出的小范德斯特尔的罪行包括：差使公司奴隶为个人农场劳动、用公司物资为自己建房、从找不到市场的酒农手中低价收酒然后通过自己控制的途径高价卖出、将原本应公开拍卖的酒商许可证私相授受、发放土地证必收贿赂。最终，小范德斯特尔被革职。小范德斯特尔虽然是一个反面例子，但他所呈现的“反面”却也是荷属开普殖民地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18世纪初的康斯坦提亚庄园，时属范德斯特尔

开普殖民地发展的限制：市场与边界

开普殖民地有较好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具备了比较突出的地缘战略地位。但在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一个半世纪时间里，殖民地的发展却并不突出，显在的优势和蕴藏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发挥。

一个最大的限制是市场。开普殖民地建立后，将农业作为发展的重点，同时也探索牧业的发展。开普殖民地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马匹养殖和买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度还在养蚕和蚕丝生产、毛羊养殖和羊毛出口方面进行过尝试。事实表明，开普殖民地能够出产多种农牧产品。尽管一些产品从质量上来说并不具备明显优势，但从法国占领毛里求斯和“七年战争”给殖民地制造的旺盛却短暂的需求来看，只要有充分的市场，即便产品质量差些，可能问题也不大，但在市场狭小甚至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再好的土地和自然条件也难以济事。开普殖民地农牧产品当时只有本地市场、过往船只市场、荷兰亚洲殖民地市场、以荷兰为主的欧洲市场，这些市场要么规模小，要么因需服从公司统筹安排和其他竞争而不稳定，始终无法刺激释放殖民地的生产能力。

另一个限制是与当地居民关系以及相伴随的土地边界问题。开普殖民地从海角一隅出发，往北往东，持续面临与边界相关的问题。殖民地建立之初，为避免麻烦和危险，公司三令五申要求不要与霍屯督人、布须曼人有过多接触，不要与他们发生冲突，更不能侵犯他们的领地。但在实际过程中，即便是接触频率不高，也会因为语言、习惯、贸易纠纷等问题而出现冲突。经过一段时间后，一些自由农慢慢地自行移动和扩张，当局虽一再告诫并试图限制，但效果并不明显。而最为重要的是，当公司和殖民地当局强调不得侵犯霍屯督人、布须曼人的领地时，他们的领地在哪里？哪里是他们领地的边界？其实并不清楚。

冲突发生后，霍屯督人、布须曼人会说荷兰人在贸易中欺诈并且侵犯他们的牧场或者猎场，荷兰人则惯于指责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偷牛。在争端和冲突中，最终还是白人殖民者凭借优势武器占据了上风，经过多次“霍屯督战争“和几次天花疫情，霍屯督人元气大伤，一些霍屯督人被融入荷兰人社会，一些则远遁北方。至于布须曼人，他们散布于广阔荒野，纵使荷兰人多次打击，也还是不能彻底消除威胁。

从殖民者的立场来看，扩张是必然，因为殖民地人口在慢慢增加，农牧生产也在慢慢扩大。公司也并不是不允许扩张，只是不愿意边界无限扩张或在短时间内快速扩张，因为这会导致殖民地离心力增加，削弱公司力量，影响殖民地安全。管理者希望扩张有度，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难。在这种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中，霍屯督人逐渐不再构成威胁，一部分霍屯督人还成了殖民地的辅助力量；布须曼人继续来无影去无踪地跟荷兰人作对，但已无法对荷兰人构成根本性伤害。

18世纪中叶，开普殖民地往北已至内陆干旱地带的边缘，往东则开始与科萨人（Xhosa）发生接触——科萨人比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更强大，更有组织，他们很快就给殖民地扩张带来新的阻力，边界问题变得更加棘手。1775年，开普殖民地当局确定以鱼河（Fish River）为殖民地东部边界，荷兰人与科萨人互不侵犯。但这不可能长久维持，荷兰人在等力量进一步壮大，科萨人则对荷兰人所说的边界并没有什么意识。就这样，1779—1781年、1789—1793年、1799—1803，荷兰人与科萨人之间爆发了三次战争，但边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复杂。

⬆ 18世纪的开普敦

结语

尽管一直受到市场需求不足和扩张“进退”皆难的限制，但相较以往，开普殖民地仍然有所发展，它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白人数量为约25000人，已是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白人移民殖民地。但是，殖民地进一步发展要克服的困难也越来越突出：市场限制短期似乎看不到突破的可能、每况愈下的东印度公司既无法解决殖民地内部问题也不能在边界问题上给予有力支持、与科萨人的争斗持续消耗殖民地人力和物力。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形势急剧变化，这些变化最终将开普殖民地带入了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