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需要战略思想

——专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战略思想库发起人  王建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中国正在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世界秩序的被影响者走向新的世界秩序建立者,着重于战略思想的智库要做的就是要提供方案让中国在这个漫长而坎坷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在北京北三环的一座写字楼会议室里，每月都有两天，会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几位专家来到这里，就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这样一种会议通常会形成一些政策建议，传递到中国的最高决策部门，从而悄悄地影响着政策的制定。

这些专家分别是经济、军事、安全、政治等各方面具有影响政策决策能力的人士，有大学教授，也有军队少将，有金融人士，也有三农学者。

他们汇聚在一起既讨论棘手问题，也讨论长期问题，核心都是如何从战略角度制定政策，以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例如新丝绸之路、城市化战略、乌克兰危机、互联网金融。

王建是这家民间智库的发起人。王建于1987年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即在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发展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这一思想得到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中国沿海开放的系列政策。

身处国家宏观经济学会， 1999年时王建却产生了建立一家民间智库的想法。那时欧元刚刚诞生，被普遍认为是强势货币，但科索沃战争把欧元对美元汇率打到0.8。他发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到经济、外交、国际政治等诸多问题。如果想要真正得到一个立体的认识，则需要综合起更多的领域。但真正研究战略问题的人不多，大多数人都是关注短期问题，研究随着热点走，这和中国的现行体制有关。如果能由民间力量组织一些跨领域的学者，综合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共同研究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问题，就可以填补一些研究上的空白。

2010年，王建召集了多年来熟识的朋友，他们不仅是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不同领域专家，同时又是擅长进行全方位战略思考的战略家和思想者，成立了战略思想库。

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王建表示，从一开始，战略思想库就把主要的任务和目标定位在研究中国在走向世界大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复杂关系，为中国政府和企业选择正确的国内外长期发展战略提供思路与框架。而这一定位，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必要性。

中国利益全球化

《中国投资》：最近世界银行预测今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关于这一点虽然还有争议，不过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离我们越来越近，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该怎么来看智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王建：战略思想库已经运作4年了，在思想库最初组建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毛主席曾经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意思实际上是立在中国看世界，相当于打开一个窗口向外看，这和后来改革开放的意思其实差不多，这种心态实际上是：我们要了解世界，但是世界跟我们并不是有特别多的交集，我们的利益主要产生在内部，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利益影响不是很大。比如朝鲜战争，是在冷战以前的意识形态革命，我们是输出革命，而不是考虑我们的经济利益在那里，再比如坦赞铁路，也以政治为主要考虑。

可是中国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正在迈向世界大国，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的利益绝对不是只在国内，很多延伸到海外。例如我们现在矿产资源和能源大量依赖海外，要达成发展的战略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能不能满足对我们资源能源的需求。比如铁矿石、石油。海外利益与中国的很多长期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过去对这个问题不是不研究，而是更多考虑国内问题。

当利益出了国门，影响经济利益的就不只是经济问题，还包括外交、军事、安全等很多方面问题，当这么多问题汇集一起，这绝对不是单一部门所能考虑的。各国利益都在海外，相互之间必然有利益冲突。

除了经济问题，我们还要考虑怎么保障我们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安全？要不要考虑海外驻军？比如越南，我们外交保护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军事手段跟上？现在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经非常多了，可外交军事安全的力量还没有跟上。所以需要全方位的思考，统一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国外的经济发展。目前国内有这样一个部门考虑这些问题吗？没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考虑的是经济问题。国家安全委还没有运转，将来运转起来会不会综合战略思考也不确定。

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了9万亿，用世界银行的方法算今年将超过美国，不用这个方法算2030年也会超过美国，这么大的经济规模，经济利益涉及全球，若没有一个全球的眼光，没有综合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安全的眼光，到时候需要领导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能行呢？

我就是痛感到这一点，组织发起了这个思想库，目标很明确，就是考虑中国的利益外延之后，我们怎么以经济利益为核心，调动军事、外交等综合手段来保护海外利益，怎么围绕经济利益展开各方面的博弈，要给领导人出战略主张。

所以我请的这些朋友也都是学术圈里能从自己的领域里跳出来，具备国际眼光和宏观战略思维的学者。

《中国投资》：您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

王建：冷战时美苏两个国家主导世界秩序。后来苏联倒了，美国充当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一旦国际秩序没有人维护了，美国没有能力当世界宪兵，世界自冷战之后就进入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的纷争时代，大小诸侯实力发生变化，整个世界没有权力中心，什么时候再出现权力中心？2030年中国达到人均GDP2万美元之后，经济总量成为美欧之和。将来世界秩序是靠中国人和中国的价值观建立的。美国的增长已经非常缓慢了，而我们的成长空间还很大，还有2/3的地区没有城市化。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从世界秩序的被影响者走向新的世界秩序建立者的过程中，替领导人出主意，怎么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设计路线。这个过程肯定是既漫长且坎坷。但目前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独立的民间智库才有生命力

《中国投资》：什么是一个好的智库？需要哪些因素

王建：智库有各种类型，如果把不同的定位舍去不谈，那么首先智库的成员学者要彼此熟悉，说话没顾忌，这很重要。战略思想库的成员都是很多年的朋友，有共同的兴趣，通过4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研究团队，需要时请外部专家，不需要时就自己讨论，每次讨论内容不一样，争论得也很厉害，但思想和角度是一致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彼此观点很熟悉，谁往前迈了一步，大家都会发现，然后大家沿着新思想一起展开。

智库要想有生命力，就不能是官办的，我们的资金都是从市场来的。智库要有一定的花费，要有好的服务，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战略思想库的资金完全靠企业捐助。

另外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后台服务团队来支持。我们这里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写报告时我还要帮他们改很多，跟着我们4年，现在已经了解我们的思想了，写出来的报告非常出色。

最初也有段时间我们讨论完就算，没有形成报告，可是没有报告怎么凝聚思想呢？后来我们开始出报告。比如关于新丝绸之路报告当时写得非常好，中财办还给了我们一封感谢信。

《中国投资》：正如您所谈到的，智库终极目标是要影响决策，您怎么看智库与决策之间的关系？中国该建立什么的智库与决策良性互动的机制？

王建：对决策的理解不要局限于领导阶层，领导阶层当然很重要，但中国已经市场化了，市场化的主体——企业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决策，很多企业都要走出去，走出去之前，都需要进行决策。2008年前，一位国有企业领导就曾经找我，当然他对去欧美投资还是俄罗斯投资犹豫不决，我建议他来听我们圈子的讨论，我当时就鼓励他投资欧美，那时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爆发，但是已经危机重重，实体企业状况不好。结果他还是选择去了俄罗斯投资，俄罗斯投资环境并不好，不如去欧美，那里有一流的市场一流的人才一流的技术，如吉利就趁这个时机成功投资了沃尔沃。

影响企业的决策也很重要，我们现在47万亿投资里面有多少是政府的？没有多少了，大部分是企业投资。企业中所凝聚的国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影响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决策。

《中国投资》：中国战略思想库是参照西方智库模式建立的，您觉得我们可以从西方借鉴哪些智库经验？

王建：在我的视角范围内，可以借鉴的经验首先就是要独立。要是政府办的智库很难出来好思想。政府自己的智库不能说领导不爱听的话，说话就受限制。

现在，我们都是市场上的资金，我们的定位是我们想什么领导想什么，很多问题我们要比领导先想到，先提出来，国外的思想库都是这样的。例如兰德公司，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预测出如果美国出兵，中国就会出兵，如果中国出兵，美国就会败。可是当时的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接受啊。如果智库没有独立的话语权，谁会知道他们高明呢？

中国学者的思想从来没有被放在领导人前面的，当年我提出大循环理论之后，建立了我的信心，领导在某个方面不可能比你研究得多，长远战略上站得不一定会比我们高，因为他们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不像我们长期研究这些问题，这是客观所决定的。所以，我们要想学西方智库，就要独立，要比领导靠前研究问题，不要跟在后面。

《中国投资》：您怎么看西方智库机制中的“旋转门”？中国有可能建立这样的机制吗？

王建：现在做智库可能最适合的是我们这种半官方半体制化的人，官方这边有信息和渠道，市场这边有和官方体系不同的话语权，提供了生存空间。今天的政治环境下社会环境下，旋转门发展不起来。

智库文化与使命

《中国投资》：培育能让民间智库发挥作用的这样一种文化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王建：我们战略思想库你也看到了，全都是50岁以上的，没有年轻人。以后要培养智库文化，可能要怎么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智库，敢想敢说，给他们话语权，年轻人可能思想幼稚，但总是敢想，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氛围，就会把突发奇想的人变成异类。而且文化总要有个传承，如果多几家这样的智库，也会形成一个氛围。但在北京像我们这样的，就这一家。

我们都是旧体制的人，每个人都有官身，以司局长为主，有向上影响的渠道。但在社会上的草根智库，没有渠道，年轻人的研究成果就不能往上送。要建设智库文化，就应该建立一些渠道，比如可以给一些智库向上传递研究成果的直通车？智库的声音总得有人听，如果没有人听，那做着就没劲了。如提供这样的土壤的话，中国的智库可能会发展起来。

《中国投资》：就您个人来说，做这样一个智库的动力来源和使命是什么？

王建：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这个智库既有乐趣，使命感也有些。重大的战略问题，领导离不开我们，我们这一路出来，有多少战略思想是我们提的，都埋藏在各种文件中，不为人知，没有我们这些人，很多政策方针出不来。我几年前论城市化开启内需的文章，对人均投资和城市化速度关系提出了具体的数据，还有我写的“改造我们的研究”，提出资本主义进入了阶段性变化后，传统马克思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面临的10个问题——这些领导都很感兴趣，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和思考，我们感觉到，领导一直在关注我们，什么是使命感，如果每天说了很多却没人认可，也没有使命感。

《中国投资》：能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圈子，主要是基于什么？

王建：君子和而不同，一个人研究久了，就有了自己的体系，很难融合。我的作用就是充当靶子的作用，抛一个观点出来，然后大家一起讨论。有些话题相对有所收敛，有重大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共识给领导人看，但有时候又不能只说一个观点，应该提供多方位的观点供他选择。所以要多方位的视角。谁要跑偏的话我就会把他拉回来，要是不熟悉的人，那就不好这么拉了。